印尼看中國,半信半疑 /悠悠南山下

   近日，在川普總統頒佈90天內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美國的法令之後，印度尼西亞與伊朗一道，率先表達了對這項政策的遺憾，並就該法令將在穆斯林國家引起不滿和躁動提出了警告。儘管印尼並非禁令所針對的七個國家之一，但作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在涉及伊斯蘭宗教的問題上，總是希望表現出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的態度。

   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政府對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會將印尼推向中國的陣營。但是，印尼國內民族衝突的歷史淵源和印尼政府對其在東盟區域的自我定位，決定了印尼在短時間內不會像一些東南亞國家那樣積極投向中國，而是會在強化與中國關係的同時，對中國在區域內的政策保持一定的警惕。


起伏不定的兩國關係

   印尼與現代中國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以1965年和1998年兩次印尼國內的暴亂作為里程碑，兩國關係的幾次轉折都是由於印尼國內的政治矛盾而引發的。


    印尼看中國,半信半疑

   1964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印尼總統蘇加諾及夫人在雅加達


   印尼是最早和中國建交的東南亞國家之一。此後，兩國關係在萬隆會議精神、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曾經一度進入過“蜜月期”。然而，這個旨在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夥伴關係隨著1965年9月印尼國內的軍事政變而結束，兩國隨後宣佈斷交。

   印尼國內將兩國關係的這次轉變歸咎於中國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支持印尼共產黨所造成的後果，而中國則指責印尼民族主義情緒惡化，將仇視印尼華人的浪潮延伸到其反對中國的立場。在印尼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中國都被視為“干預印尼內政的潛在入侵者”，而印尼華人則被認為是“掠奪印尼本地人財富的外來者”。按照印尼外交家、前印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蘇克瑪（Rizal Sukma）的說法，印尼國內精英階層將中國大陸、印尼共產黨、印尼華人稱為對印尼國家穩定的“三角威脅”。


    印尼看中國,半信半疑

   1965年10月30日，在印尼共產黨政變未遂後，印尼軍隊逮捕共產黨青年，押往監獄


   兩國關係從“蜜月期”進入到長達20多年的“對立期”，即使在中國結束“輸出革命”、開始改革開放之後，當中國逐漸開始深化與東南亞其他幾個主要國家的關係時，印尼對中國的警惕心理始終未曾消退，兩國關係也遲遲未能回到正常軌道上去。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從某種程度上為兩國關係打開新篇章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蘇哈托政權的倒台和隨之引發的無政府狀態下的暴亂，造成印尼華人的財產與安全受到極大危害。儘管中國政府表達了關切和抗議，但並未在國際社會上進行大張旗鼓的指責，印尼政府也沒有像以往那樣強烈回擊、指責中國干涉內政，而是在暴亂平息之後，反思國家對少數族裔的歧視政策，反省印尼需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現代民主制度，重新審視印尼華人對國家經濟的貢獻，並在後來一段時間內在法律上去除了先前的歧視性條文，恢復華人經濟地位，承認華人文化為印尼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蘇克瑪在其著作《東盟與中國的崛起》（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一書中評價道：“雅加達和北京都儘量防止了讓印尼歷史積存的族裔問題破環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國政府不再強力介入印尼國內民族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以及印尼政府對於自身民族政策的反省，這兩個方面的作用使得印尼的精英階層不再將中國視為企圖分裂印尼的潛在威脅，“從1998年5月開始，兩國關係呈現出明顯的改善，雙邊合作的範圍迅速擴大到安全和國防等領域。”


新時期關係變暖

   印尼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受到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危機之後的印尼面臨著金融系統癱瘓、經濟發展停滯、分離主義呼聲四起的局面。蘇克瑪在其著作中分析，後面幾屆印尼政府都將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作為國家重要的外交政策，這其中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印尼政府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感到失望，尤其是在西方壓力下，印尼不得不於1998年同意讓東帝汶舉行全民公投，從而使得東帝汶脫離印尼實現了獨立。這讓印尼的精英階層感受到“來自西方的背叛”，並開始重新思考長期以來印尼“對西方過度依靠的政策”。而中國則在兩國高層互訪和東盟會議等公開場合多次表示，支持印尼政府為保持領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支持印尼政府化解蘇門答臘島北部亞齊省獨立的舉動。

   其次，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暴亂事件使得大批華人逃離印尼，並將大量資產轉移出境。印尼政府感到，要想重振國家經濟，就必須讓舉足輕重的華人商界回歸對印尼的國家認同，重拾對國家的信心。於是，印尼不僅積極在國內修憲，在法律上消除對華人的歧視政策，並且努力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希望以此得到印尼華人的支持。儘管當時印尼華人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並沒有印尼人想像的那麼密切（實際上，很多印尼華人更偏愛台灣，或者為了強調印尼人的身份認同，而刻意表現出與中國的疏遠），但印尼政府的這些舉措確實向當地華人傳遞出積極的信息，也間接削弱了與中國關係發展當中的一個障礙性難題。

   再者，有別於西方投機資本對印尼金融領域造成的巨大傷害，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向印尼提供了多方面的經濟援助。在印尼發生大地震並引發印度洋海嘯的災難期間，中國向印尼提供了數筆經濟援助，同時派遣了搜救團隊和醫療小組，這些都使得印尼國內從官方到民間表現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從而進一步化解了對中國的不信任。

   總之，在消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顧慮和民族問題的障礙之後，印尼與中國的關係逐漸變暖。在民間，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逐漸被印尼民眾所仰慕，印尼人甚至在媒體上表示，希望印尼政府向中國學習。在政府層面，中國不再被視為對印尼的潛在威脅，而被看作“區域內負責任的大國”。


分裂東盟重新引發印尼擔憂

   儘管印尼在東盟十國的經濟發展中處於中下游水平，但2億多的人口使其擁有了巨大的經濟體量，也使得印尼政府在東盟內部自視頗高，總希望印尼能夠成為未來東南亞共同體的盟主。

   現任總統佐科於2014年上台後，提出了將印尼建成“全球海洋支點”的構想。這個構想起初只涉及到海洋安全、外交和防務，後來擴展到貿易、漁業、旅遊和交通等領域。印尼政府希望將這一構想逐步完善，漸漸形成以開發海洋潛力帶動印尼綜合發展的國家戰略。

   印尼的這項“海洋強國戰略”與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推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契合，但也存在著競爭和矛盾。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員許利平等人最近在《東南亞研究》上撰寫了文章 —— 《印尼“海洋強國戰略”與對華海洋合作》，代表了中國智庫級機構對這一關係的解讀。

   該文章指出，中國和印尼兩國在各自的發展戰略下，可以在基礎設施、漁業、科技教育、海洋安全等方面進行合作，但這樣的合作也面臨著一些挑戰，包括政策溝通不足、納土納（Natuna）島問題、印尼國內的民族主義、以及來自美日等國的競爭和干擾。

   不過，文章沒有提到的是，這些挑戰在印尼政府看來，都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印尼最大的擔憂是中國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長期意圖和作用的不確定性。對於致力於促進東盟一體化進程、並希望在此過程中擔任盟主角色的印尼政府來說，中國近年來在南中國海等問題上的行為實際上起到了分裂東盟的壞作用。對於印尼的精英人士們來說，中國正在從一個“地區性負責任的大國”向一個“區域性霸權”的角色轉變。而這種轉變不僅削弱了印尼在區域中的地位，阻礙了東盟各國擴大合作的可能，也降低了印尼對中國的信任度。

   印尼總統佐科上任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在他的極力推動下，印尼國會很快就通過了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決定。印尼對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但是，正如蘇克瑪在其著作《東盟與中國的崛起》一書中所預測的那樣：“任何表明中國企圖成為區域主導力量的跡象，都會重新挑動印尼人敏感的神經。”
（2017/02/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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