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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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儒乃大丈夫事---《论语点睛》自序

   学儒乃大丈夫事---《论语点睛》自序余东海一学儒必须读经。儒经是儒家学说主体,也是中华文化主体,儒家的原则、宗旨、要义都在其中。儒者未必诸经皆通,四书五经,至少要初通一经,具备一定的经学修养。(经学即指研究儒家经典、注解其字句、解释其意义、阐明其义理的学问。)这样,学问才有根基,思想才有头脑。

   儒家强调通经致用。通经是通晓儒学经典,通达大经大法;致用是经世应务,立功立言,道援天下。两者相辅相成,即儒家的体用不二和全体大用。自古儒者问题都出在这里:或不通经明体,或不致用达用。注意,通权达变、随机应变、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等也是儒家经典精神,蕴于权道、义德、时中原则之中。

   历代大儒都通经,一通百通,故致起用来特别厉害。辩才无碍、办事能力强等等,无非“经”的作用、“用”的体现,如王阳明曾国藩们,书生领军举世无双。至于圣人,发言就是经典,更是全体大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无不功业赫赫。由于条件所限,孔孟事功不彰,但“文功”盖世,千秋万代皆蒙德泽…

   四书五经以《论语》最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儒家入门必读,深造必研。孟子说过,自古圣人未有高过孔子的。记载孔子言论最多最集中的《论语》自然是儒家正经,并可视为四书之第一书。程颐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说:“学者先须读论孟, 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遗书》卷十八)

   或说:“一部《论语》小学生也会几句,《论语》要旨是个中国人都能说出来。”东海哂之:何言之易也?即使儒家时代,能通一经,就是名儒了。多少人学儒一辈子,未必懂得“一以贯之”的“一”的真实相。《论语》大量圣言,八岁孩童或会说,八十老翁不能行。当然,能说不能行,没有践履功夫,说也是空泛说,说不到深处和实处。

   二《论语》以仁为核心展开。仁,于天为“天行健”,于人为“性本善”,于个体为内圣修养,于外王为社会实践。《论语》说仁,皆就作用和表现而言,不及仁之体之形而上即“性与天道”,但又句句处处不离“性与天道”。说浅,妇孺皆懂,天下普适;说深,境界广大,意蕴精微。妙哉圣言,大哉《论语》。

   仁,即《易经》的乾元,《大学》之明德和至善,《中庸》之诚,程朱之天理,阳明之良知,佛家称之为真如、如来藏,禅家称之为本来面目等等。不同圣贤和派别理解或有差异,所指的则是同样的“东西”。

   仁者人之本。仁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即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借用康德“物自身”的说法,人的肉体和意识都属于现象,本性则属于人这种“物”的“物自身”。从本质上或“人自身”说,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

   然而,人人习性不同犹如其面,千殊万异千奇百怪,每个人的本性不同程度地受到习性的遮蔽和污染。只有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克己复礼自我修炼的工作,才有可能转染成净去习归本,才有机会明自本心识自本性。人坏起来没有底,好起来不封顶,可以成佛成圣。而儒家是引导人类向上的最佳道路和方向。

   儒佛道三学都是很好的自我修炼的方法和教材,相比而言,儒家又具有最高的普适性---普遍适合上中下根。

   儒家道德,兼具道德性与政治性(制度性)、科学性与宗教性、道义性和功利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和保守性,有序性和无限性等等特性。仁作为众德之首,不仅将社会与个体、政治与道德打成一片,而且将人与天、器与道、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形下与形上、此岸与彼岸通而为一。真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极广大而尽精微。

   儒者人之需,儒家是每一个人的家。同时儒家不仅尽己之性自我成就,并且自立立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极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之大用。对于儒家来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都是明明德、致良知的方式和渠道。易言之,一切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和政治社会实践,都是对仁的践履,都是成仁的途径。古语云:除却巫山不是云。于东海而言,除却儒家不是家。

   要正确、充分地把《论语》这部教材用好,首先必须对她有正确的理解和全面的领会。现在一些学者,对儒学一知半解都谈不上,纯属外行,却纷纷“替儒说道”或拿经典开涮,以种种曲解误导读者。儒家经典本来破障开智,经过大量外行自以为是的解释之后,作用负面化,变成设障增愚了。

   由于古今文字的差异、历史环境背景的不同和读者智慧水平阅读能力的区别等原因,对《论语》,不仅一般人士会错解,便是古今大儒大师也常常会出偏出差。

   三明清四大高僧之一蕅益大师做过《论语点睛》。蕅益将儒家的“仁”诠释成佛教的如来藏性而为《论语点睛》之思想核心。智旭《四书蕅益解序》说:“解《论语》者曰点睛,开出世光明也。” 可见蕅益是藉儒家这部经典阐发出世思想。

   儒家仁性与佛家佛性所指相同,都是指人之本性。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妄想执着”即习性障碍,非常深重牢固,世人不能成为真人至人(道家)、佛菩萨(佛家)和圣贤(儒家),就是为其所障;“如来智慧德相”即本性,儒佛道千经万论方法各异,根本目的无非教人信此解此行此证此,证得其中无相光明。

   但两家对“这个东西”的解悟认证有所不同。概乎言之,两家性体皆“无灭”,此其同;儒家“生生”,佛家“无生”,此其异,是两家根本性区别所在。仁性即不易又变易,即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即空寂又生生,大生广生天行健……儒家所证较佛教的圆教更圆。详见拙文《无相大光明论》和拙著《大良知学》。

   儒佛可以求同,但不能不辨异。以佛理解释儒经不是不可以,前提是把握住儒家的仁义原则,包括民本、人道、仁政、德治、经权、中庸等等思想,否则难免偏离儒家根本。蕅益站在佛教立场上为论语点睛,“以世間儒書作佛教出世之階”,把《论语》佛教化了。即使某些“点”上不乏深刻,在“面”上、整体上也无法做到准确中肯,在關鍵所在无法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点论语之睛的工作,只能由儒者来完成。

   每章由翻译、注释、评议三部分组成,以评议为重心。

   翻译力求信达雅,即准确、通顺、文字优美。相信这是至今《论语》在“古译今”方面比较好的一本。

   注释,包括音读、字、词、句的解释以及收录古人的注解。本书采取的是“雨枫轩”网站《论语》电子书(原文+注释+译文),该书由cpx90整理,OCR校对。故本书部分音读、字、词、句的解释及试译参考了该书的注释及译文。古注主要从朱熹《论语集注》(简称《集注》)和程树德《论语集释》(简称《集释》)二书中选优,兼采它书之优异者。

   《论语》注解古今甚夥,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在以儒解儒的注解本中,古人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优,今人以钱穆《论语新解》为长,钱穆的注解很大部分是间接化用或直接引用朱熹的。但两人的注解仍不尽妥贴。本书注译集二书之长,同时参考了《论语集释》集中的各家注释,参考了其它十余种相关书籍及论文(参考书目附后)。一册在手,精华毕览,传道解惑,尽在其中。

   评议为本书重心,应是本书最有价值的亮点。每章评议或阐本义,或发议论,或臧否人物、或就文论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引而申之,或引证他人著述加以己意评析,不一而足。

   《论语点睛》完成后,曾提供给孙齐鲁、格筠、洪秀平、马培路、黎文生、朱明江、老黄、米湾等儒友先睹,收获了不少商榷修改意见,本书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特别要隆重鸣谢的是孙齐鲁、格筠、马培路、朱明江四位。他们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做了认真的校订,挑出了许多错别字以及一些翻译上义理上的毛病。本书汲取了一些颇有启发的意见。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观点则不予采入,有机会另文商榷吧。四学佛是大丈夫事,学儒更是大丈夫事。被孔孟降服,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功和幸运,儒家是吾人永远的归宿、快乐和幸福。但愿本书有助于天下后世更多的人被孔孟降服、向儒家归根。

   皈儒,是从器归向道,从用归向体,从现象归向本质;皈儒,是从物归向人,从身归向心,从习心归向本心。皈儒,是回归“性与天道”,回归真正的自我,回归安身立命的永远的家。皈儒,可以进一步导良习心,改善肉体,改良社会,善待万物,更好地观察各种现象,发挥良知作用。

   古人说,先为豪杰,再为圣贤;又说,天下唯豪杰,圣贤立地成。豪杰和狂狷,如果有生之年不能临门一射归本儒家,那实在是太遗憾了,于个人于社会都是千古大憾。清儒潘平格说:

   “狂狷气魄大,若无圣贤大学问大道理,终按抑此气魄不得。一闻圣贤大学问大道理,恰如以楔合楔,恰恰入得;又如以盖合底,恰恰合得,全不见其大,全不见其气魄。气魄之大,转而为力量之真。”(《潘子求仁录辑要》)

   《涅槃经》有三兽渡河喻:兔浮水面,马才没身,象直到底。儒学研究者,相当于兔;一般儒家信仰、实践者,相当于马;信仰到高度、实践到深处,于儒学透彻理解,于良知圆满认证,便成圣贤,相当于象。用佛教话说,这是彻法源底。

   原则上说,人人良知平等,人人都可以成德成圣,但由于习性的遮蔽污染,在一期生命中,能够成就仁德者毕竟是少数,其中狂狷豪杰之士又最容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证入良知这一大光明藏,为生命找到永恒的归宿。2010-5-27儒者余东海注:《论语点睛》列入《东海丛书》第一辑,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2016年9月第一版。

(2017/02/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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