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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36-50）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36-50）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六
从56年中共八大到69年中共九大，十三年间未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因为毛对八大中央有疏离乃至不滿。八大甫过，毛即对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表示异议，文革中则谣传刘背着毛起草并匆匆忙忙通过政治报告。文革之初，王光美面对造反派对八大政治报告的质疑，曾说，主席没看过？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57年反右以后，毛以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论取代了八大的生产力论，58年向自然开战的高指标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的公共食堂导致四年大饥荒，闯下秦皇以来未有的巨祸。从59年庐山会议到62年七千人大会，党内外议论纷纷，怨声载道，毛隐忍退守。此时按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显然对毛不利。62年以后几年，为经济调整与经济恢复时期，刘主持的中央一线殚精竭虑于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毛却日益焦虑大权旁落与赫氏的死后鞭尸以及接班人问题，故从社教迂回攻击中央一线，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文革，其中亦有利用群众反官僚特权腐化的因素，引起天下大乱，党政组织瘫痪，夺权与反夺权，全面内战，难以收场，68年借重林彪军管后，局面才趋于稳定，毛要通过全会与大会把文革合法化，同时确立新的领导层。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七
68年10月召开了九大的准备会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全会出席的委员不足半数，会前康生密信江青，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占总数71%，毛讲八大刘少奇招降纳叛。故，全会只好增补中委，凑足半数。周讲话强调了两部分出席者，一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康江张姚，一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刘贤权，全会有两大主题，一是批判对一月夺权冲击老干部不满的元勋重臣，包括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李先念。毛开幕讲话指全会应肯定文革的必要性。这是毛最关心的。周恩来讲，陈毅大骂红卫兵，说“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叶剑英未制止其女儿冲击军科院，在67年1月座谈会上拍桌子拍断了骨头，讨论八条时反中央文革，自称“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起哄，“不愧为元帅叶参座”。聂讲抓高干子弟是“不教而诛”。赵永夫打死三百多人，叶发电祝贺。把造反派当敌人。徐向前对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的学生评论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聂荣臻搞“多中心论”，把国防科委搞成独立王国。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直接攻击毛与林……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在分组会上，朱德被黄永胜指控“有野心”、“想当领袖”，康生批二月逆流是反毛，为王明翻案，否定延安整风，谢富治称：“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这些批判的目的，是排除异见，舆论一律。林彪总结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会以后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树立毛的权威。另一目的，是为九届一中全会不选或少选这些开国元勋进政治局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八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最重要的议题，是审查通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刘案原由周恩来负责，因拖延不决而毛授命江青负责，江以逼供信的伪证编制三本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报送中央。具体负责专案的谢富治说：“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周在审议中小心翼翼，与江、康多次争论，在毛的高压下，同意了江青的定案，表示“向你学习”，并以专案组长的身份在全会上作了审查报告。耐心寻味的是，林在报告上批了“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江青同志致敬”。表决时，全会只有一个陈少敏未举手。文革后，胡耀邦高度评价陈少敏的气节，在当时政治气氛下，确属不易。69年10月，刘被押送开封，11月12日，死于囚禁中。因刘案受株连冤案共22053件。毛从62年开始的清算“赫鲁晓夫式野心家阴谋家”的政治工程至此大功告成。文革中真正陷人于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所谓历史问题。刘案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也对中国政治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全会闭幕的时候，毛建议保留邓小平党籍。区別刘邓。毛发动文革时曾讲邓是刘司令部里摇鹅毛羽扇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九
九大之前，改朝换代接近完成，混乱局面仍待控制。毛从策略上为文革降溫，强调注意政策，注意调查研究，团结多数，少关不杀，“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走资派不都是坏人，“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子女可教，以缓和党内外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如火如荼的清队在各单位制造阶级斗争与冤假错案，审查全部干部，清华1228人被立案审查，北大抓了九百人。而两校是毛亲自派人(迟群谢静宜)抓的典型。据统计，全国清队期间近20%的干部受到立案审查。革命大批判以批所谓黑六论改造思想，洗脑，其中“人性论”和“唯生产力论”为批判重点，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指苏联修正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人性之上的，经济上则批判刘少奇的利润挂帅、工分挂帅、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专家治厂等活跃经济的具体政策。与此同时，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喧嚣的城市空荡起来……69年3月，突然发生中苏珍宝岛战役，中苏关系处在战争状态，几乎引致核战争，以达到转移矛盾、消除派性与国内团结的政治目标……九大筹备期间，为自上而下指派代表，《红旗》刊文批判迷信选举，系出自毛的指示，批判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外松内紧，九大的全部筹备工作是由中央文革碰头会组织召集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
69年4月九大在神秘的气氛中开幕。九大的主要任务仍是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毛在九大期间召集人的一次讲话说：为什么来一次触及上层建筑的文化大革命，“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夺权，全面夺权，这就是文革的本意，文革的真实目的。为加强文革的正当性，九大政治报告概述了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其核心理念是63年归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理论主要由张春桥根据政治需要编撰的。张因此被毛重用，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九大主席台阵线分明，有如红白脸古装戏，毛左边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在九大筹备期间讲，陈毅代表左中右的右派参加大会。九大对毛营造的个人崇拜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的顶峰。伴随毛出现的狂热掌声与口号响彻会议始终。这是一次封毛为神的代表大会。与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并反对个人崇拜强调中共集体领导的八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一
林彪在九大修改的党章中确立为毛的接班人。这是文革中的荒诞事件之一。高岗事件之后，林大隐隐于朝窥察毛的心机与政术，逐渐揣摩出一套对付与迎合毛的君臣之道，其要旨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他深谙毛的习性与心理，认为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深居简出，性格孤傲，少言寡语，亦少交往，对毛的独断政治不容异见体悟甚深，“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是林的肺腑之言，亦是屈身于毛治的政治铁律。林在文革前曾较消极，奉行不轻易骑上去的审慎之道，毛当面批林想当明世宗，林不得不上位，并于八届十一全会的讲话中流露心情沉重，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据纪登奎回忆，林在文革中少有表现。他奉行“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消极方针，突出毛，“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把送毛的文件由“请”和“送”改为“呈”，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对运动事不关已，避之千里。然而，林担有稳定军队的重任，对军队的冲击不容坐视，且严禁江青的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事务，曾怒责江青乱军，其部属杨成武亦因过于投靠江青而被罢黜，直至913出走，江青未能染指军权。林主拟《军委八条》，与周共同维持大乱中军队与政府运作的基本格局。武汉事件后三个多月间全国武斗升级，局部失控，林恃毛提出“还我长城”，助毛军管，稳定社会秩序，亦使军方的权力膨胀到高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二
早在68年，中央成立的以林为主任的党史編委会拟出的《京西大纲》对林有诸如井冈山会师的突出描述，为毛否定。毛林政治分歧始于九大，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林彪事件后，周在十大政治报告有所回顾。毛委托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属意于陈伯达九大后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报告构想，主张从人民、国家的角度讲民富国强，周同意，但为毛否决，张、姚受毛委托起草的继续革命报告，反映了毛巩固文革与发展文革的意图，被陈伯达讥讽为“运动是一切”，陈受到毛的粗暴训斥。林结结巴巴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了毛修改的张姚报告，并回绝了张春桥请其在报告上签名。毛张姚与林周陈九大后政治目标的分歧虽然未如毛彭与毛刘公开争论却也是性质严重的……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借苏联“攻击”中共“军事官僚体制”即“军事官僚专政”自嘲，其实隐晦地表达了对全国军管后军人坐大的忧虑。九大选出的中委中军头占多数。毛对所有威胁其权威权力的潜在势力都有本能的警觉与防范。据有关回忆，毛在九大其间曾问林，林后的接班人如何考虑？提到张春桥。对张赏识有加。林沉默以对。林对张不屑一顾，多次评其为无名小卒，小记者，不知其冒自何处。毛林在人事上的龃龉，也为九大之后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据相关回忆，九大后毛曾专赴苏州看林，谈林后谁接班的安排，又提到张，林仍沉默以对。毛林的蜜月注定比毛刘短促。九大开后，毛快七十七了，时不我待。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十三
九大以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造反夺权演变为严酷的清队肃反，群众专政被纳入检举揭发告密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由工宣队军宣队主持的专案审查，如毛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厂矿、机关、学校，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七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又轮回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旧轨，群众运动的恐怖被专案系统的恐怖所取代，这是毛式运动的必然归宿。清队的锋芒指向反革命，与“揪叛徒”狂潮相伴随的是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阴谋集团，实为以严格的阶级路线打击前期运动中群雄蜂起的所谓坏人和异己分子，或所谓追求巴黎公社原则的“人民文革”，制造了大量以言定罪的冤假错案件。这种清查延续到文革结束。70年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为落实《公安六条》，死刑判决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遇罗克被北京军管会判处死刑。70年十个月就清出叛徒特务反革命184万余人，逮捕28万4千8百人，造反领袖蒯韩王聂谭等先后被关被审或下放改造，兔死狗烹。68年底开始干部知识分子大规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与初高中学生成批成批上山下乡(兵团、插队、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亿万家庭天各一方，有如生离死別，高校停办，学制缩短，教育、文化中断，样板戏独响神洲，城市短时为老炮的天空。在从喧闹到一片灰冷的社会中，从演戏到观戏，人们将听到高层深宫中传来的汹涌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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