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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6-15)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情万丈的自吹自擂恰成对照,甚至应该说,47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认知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主张“独裁好”的毛。而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臥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62年以后高层分歧的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56年宣告终结,阶级基本消亡,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57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一62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到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餍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判断的思想史上的与实践的荒唐阶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
   我之认为59年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600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称中央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主张“退够”,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主张与批评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
   (1)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一
    
   如果说,58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61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二
     内政决定外交,内政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党关系。大跃进失败后的政治斗争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个政治的主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反美的革命,在国内坚持清肃异己异议的“阶级斗争”,而苏联苏共的最大罪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自称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62年以后毛从国际反美转向反美反苏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也是触怒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借势把这种激进好战的反苏反修转向国内党内,制造紧张气氛,如给对大跃进有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构陷了“里通外国”的罪状以置之死地令彭死不暝目。所谓中苏大论战,虽有邓小平后来所谓民族“受屈辱”之曲辩,实质是服务服从于国内党内的毛式阶级斗争政治的需要,以坚持列宁原教旨应对国际和平、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变局,固步自封,饰非拒谏,以遮蔽内政失误转移危机并压制正常的批评异议,是一种愚臣愚民手段。反修反帝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三
     托毛之赐,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但又有几人真识这位矿工之子呢?赫氏作为退休者临终曾经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但赫氏无负于中国,反而有功,沙俄从中国东北掠取的权益是赫氏时代归还的,对华工业与军事的大规模援助是赫氏完成的,大饥荒时期又是赫氏主动提出对华援助粮食与糖,延缓偿债……但毛对赫的善举不屑一顾,以赫为国际头号大敌,主要是因为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在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暴君斯大林,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戳中了毛继承斯大林的中国梦,对毛来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亦不可低估。刘认为应译为“个人迷信”。两卷《斯大林批判文集》证明赫氏报告的国际影响。中国“右派”的某些思想资源亦出自赫氏的报告。赫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家,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一系列改变列一斯原教旨主义的举措,主张裁军,限制核武,与西方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不仅如此,赫氏对斯大林的挖尸焚灰也刺痛了毛,更让心高气傲的毛难以容忍的,是赫对大跃进的抨击并批评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这是毛的麦城。58年与赫开始决裂,62年以后组织对苏共的九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指赫鲁晓夫与铁托,剑指中国的赫鲁晓夫。赫是毛的恶梦。毛至死未忘土豆烧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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