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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写下一生的想法 一一遇罗锦与彭小明文学通信
罗锦：
你好! 好久没有跟你联系，身体好吗？经常看到你在《欧华导报》各网上写的东西。我的小说《贞洁的眼神》出版了， 寄给你一本。人和书都回不了中国， 把文学留在人世间总比沉默地消失要好一点。年纪大了，减少外出活动，我要把一生的想法写出来。
祝你和夫君身体都好，平安和合。
彭小明
2016.10.21 晚
亲爱的小明：
你好!
十分感谢并特别高兴地收到了你的书和书里的信。
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所以你这书，我是一定要好好拜读的。尤其你写的是章回小说，很少见也很新颖，我要仔细看的。咱们都好好活着，互祝长寿吧。
看完书后会给你写信。我也没有加入微信。我喜欢安静，有时间不如去看好书。《微信时代的纪念》一文开头，是美国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我正好用来写文章。
祝愿全家安乐!
罗锦
2016.10.25
小明：
你这书实在太吸引人了。初看，似乎味道并不浓，但越看是越觉得有看头。《贞洁的眼神》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中国从建国以来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它没有从“黑几类”的角度去写，恰恰是从“红几类”的角度去写。因此，就更客观更有说服力也更新颖。不见有谁写这类题材， 但你写得真实可信。
女主角最后的复仇情怀，正是当今微信时代的普遍暴戾及充满怒火的情绪。是难得一见的好书！
我一定要与你合写一篇采访你的文章。 我是这样想的：我在德国住了三十年了，从最初的《德国导报》就开始订阅，近年来是跃君赠阅，这三十年的过程，我竟然对你的个人情况并不了解。既然连我都不了解你的个人情况，又何况不是住在海外的华人呢？更别说国内的人了。所以，咱俩这篇访谈，重点不是谈书，重点应放在谈你个人：你的家庭， 你的经历，你对书里内容的搜集等等。因为人们看书很容易，了解你却不容易。人们了解了你，自然就更想看你的书。你从来不写我那样的书，读者看了我的书，对我全都了解了，因我本人就是希望如此的。可你与我完全相反： 不见你写自己。所以，你最好能谈谈你自己，让人们对你有所了解。再说，你再不谈自己，明天上帝突然招手，你即便想谈也没人听得见了。
至于象书里周南的《编后感》那样的好文章，他全说尽了，我们再重复，还有什么意思？与其谈国内的政治及将来的希望，我觉得远不如谈你自己更会让读者关切。要写的，是别人不知道却与书有关的事情，而非别人谈了千百遍的事情。
如果你同意，我就列出几个问题来，你回答。直到定稿为止。你觉得怎么样？
罗锦
2016.10.29
你的家庭、家人对你的影响？
我是中国大陆最苦的苦出身，跟你一样，出身于黑某类家庭。
我的父亲原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合营前为“启明书局”）当编辑。五十年代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1955年被逮捕，1960年大饥荒笼罩全国，平民尚且不得果腹，囚粮更被监狱干警克扣。
父亲在上海监狱死于饥饿引发的浮肿。平反是在28年以后。母亲原是民立女中的高三语文老师，后来辞职帮助父亲翻译，她翻译过立陶宛的民间故事集。父亲出事后就赋闲没再工作。
因为父亲在押三年一直没有判刑，我大哥在反右补课的时候讲了一个思想问题：“我是共青团员，坚决服从党的指示，父亲如果确是反革命，就应当判刑；我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如果不是反革命，就应该释放。”
这样的言论在反右时期就是右派言论。不久大哥戴上右派帽子。我和母亲被扫地出门，下放农村。原本送往新疆或青海，后来我奶奶找到一个信封，说是有个远亲在湖北农村，或许可以过去投亲。于是我和母亲就从上海下放到了湖北大冶港湖乡陈家垴。我看到了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
大哥打成右派实在是很冤枉。解放军占领上海，他还不满十六岁，就背着父母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为父亲抄写的翻译稿纸内夹了一张纸条：“我参加革命了，不要来找我……。”
他复员回家当了小学的音乐老师，想到的是为党整风，要积极向党表达自己的意见。
二哥也参过军，复员继续上高中，成绩是全区的标兵。全班同学和老师都认为像他这样全优的学生一定是未来研制人造卫星的人才（当时苏联人造卫星刚刚上天）。他自己也是满脑子北大清华，热核物理，将来要去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在列宁山）留学。高考接到的通知竟是“成绩不合格，未予录取！”这个消息对于全家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从此他一生坎坷。
我也从此心里有了一小团乌云，成绩再好，也可能上不了大学。只有大姐比较幸运。父亲刚出事，她比哥哥面临高考都早，当时还没有推行阶级路线，所以考上了清华。我和母亲在文革时期，几乎全靠她的收入维持最低的生活。我比知青下乡足足早了十年。赶出上海的那一天，刚好也是父亲判刑的那一天。
我们到达农村的第一天，姑母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不写封信来？如果写信，我就叫你千万不要来！妈妈说为什么？“没吃的呀！”不久就是三年大饥荒来临了。这个丘陵地带的农村，还不算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但是也饿死了很多人。我们的房东一家男人、女人和吃奶的女婴相继死去。我们租的房就跟他家隔着一堵墙，墙上有一个窗洞，没有玻璃，只贴着一张报纸。我记得那女人名叫艾子。她死了，停尸在家没人来抬，妈妈整夜不敢吹灯。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妈妈叹息说：“生与死，隔张纸！”艾子的儿子叫东子。他的父母都死了，靠外婆照应着，外婆不断地说，东子经常看见他爸妈的影子并排地站着出现。
不久外婆也死了。舅舅把东子接走了。跟我在村里一起玩的小朋友明子死了。周末妈妈常常告诉我，哪家的某人死了。
五十年代对家庭出身的歧视还不是公开的，高层没有公开宣布，基层的人群多少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善良观念，但是人事机构已经在高考前或招工前就做预审，考核只是过场罢了。可怜黑五类子女考生，跨进考场之前，淘汰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到了1963年以后阶级路线的调门越来越高，公开宣传的是“有成分（出身）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但是从清华团委的熟人干部那里，我姐姐听说高层内部掌控的政策是，凡是“杀关管”的家属子女，不考虑入党（入团）。姐姐入团是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个月。等她到达工作单位，转入团关系的时候，就超过年龄该退团了。姐姐告诉我的时候，还是希望我靠拢组织，争取做一个经得起党团考验的青年。
按照党政高层的内部规定，我们这样家庭的子女，是一群没有前途没有明天的人。后来读到毛选五卷，毛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当一个社队小会计也是靠不住的。
你是怎样度过这样的艰难时世的？
起先生产队食堂还提供玉米糊糊。基本可以吃饱。后来糊糊越来越稀，然后变成了菜叶米汤，最后只有菜汤没有粮。农民还有一点挖小蒜煮草根的能力，我母亲不能坐以待毙，她不得不一个人返回上海，跟我哥哥同住。两个人吃一份口粮，也比农村挨饿好得多。
我读到高二时，也因患肝炎返回了上海。生活充满了艰苦和愁闷，但是仍有学习的快乐。那个时代大部分家庭都是艰苦的。我和母亲依靠北京的两位姨妈家庭的资助，他们是干部和教授，收入比较高。另外香港的小姨也偶尔给我们汇一点港币，文革开始后她在香港去世。
文革时期，除了姐姐寄来生活费，没有任何收入。我因肺结核不能下乡，也没工作。一直到三十岁，我的口袋里几乎没有任何零钱。住在沪西的棚户区，是猪圈改建的棚屋。苦虽苦，但是我上学的成绩总是很好。初中物理的答卷总是被老师拿来做标准答案。从小学到高二的作文，老师经常念出来给全班讲评。直到高三才改变了，因为这时候什么都要联系阶级斗争，家庭出身。
有一次学校课余无线电兴趣小组招生。我报了名，参加知识测试。交卷以后我注意观察，测试的成绩我最好，并联电路的总电阻计算（倒数之和的倒数）只有我一个人算对了。可是过了几天发榜，我竟没有录取。连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组都拒绝我参加，而且我还是成绩最好的。我的心又被无声地击痛了。现在想来，也不能太责備老师的举措。领导强调要执行阶级路线，看什么呢？阶级出身是明的，是红是黑，一目了然。表现好不好，没有具体标准。再说要看的是政治表现，考得再好，也只是学习成绩，不代表政治进步嘛！我隐隐的感到未来的天空充满了昏暗。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以表达出来，说出来立刻就会被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那政治表现就更不好了。政治表现是什么，最容易的就看你入团不入团。可是出身太黑，杀关管，政策上没有余地，叫我怎么表现？
文革开始，高考取消了。对于我来说，几乎没什么感觉。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取消了又怎么样？反正前途都是一样的昏暗。所不同者，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了，同学和路人可以比以前更直白地骂你羞辱你，甚至直接动手打人。
你的爱好和志向？ 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我的爱好，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喜欢看书写作，喜欢唱歌和演戏。我还发现，越凡是经过艰苦磨难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想把艰苦磨难写下来，告诉后人。在文革的禁书传阅期中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中外名著， ……苏联作家的现实主义描写远比毛时代的中国文学更尖锐更诚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有位邻居阿华是个非常英俊的帅哥，是厂里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却娶了一位爱读书爱艺术的媳妇名叫俞文蔚，（可惜他俩后来离异了）。大概她接触到我的母亲，母亲脱口就能背诵《红楼梦》的诗词歌赋、谜语和警幻判词，家务之馀，说的是唐诗宋词……她十分惊异。后来有一天，她连续换乘几路电车赶来我家（从沪东到沪西）看望我们。问她有什么事情，她说没别的事，就是借到一本小说，借期富余，可以让你们共享。打开一看，竟是诺奖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们答应一定如期乘车到她家奉还。此前我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作品。他的率真大胆和畅快淋漓，令我如醉如痴。每当我握笔描写我的人物的时候，耳畔就会响起海明威的那种直视生活，直言说事的口吻。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要写小说，就要像海明威这样热情、率真！我也感谢那位俞文蔚姐姐，在那个文化枯寂的岁月里，给我和妈妈带来如此的文学高蛋白营养补品。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在中学当化学代课老师的两年给了我机会，复习了数理化和历史地理，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哥哥的右派问题“改正”了。我又为父亲的平反奔走申诉。等到我拿到平反通知，好容易再让妈妈搬进公房，我办结婚，生下儿子的那天，我已经整整四十岁了。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部任编辑。公检法管平反的干部看看我说：你接了你父母的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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