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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自述胡邓分歧和下台原因

转贴者按语:李锐谈了胡耀邦自述胡邓分歧和下台原因,杨尚昆也谈过胡邓分歧和胡下台原因。看多了,网友可以得出自己结论。
   
   
   《胡耀邦去世前十天自述:与邓小平十大分歧》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由薄一波主持的“党的生活会”上,胡耀邦遭受二三十名中共高层批评。在1月16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职”(未经正式程序解除其总书记一职)。下台后,胡耀邦心情沉重。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1989年4月5日,胡耀邦在去世前十天,曾邀请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本文选自2001年10月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的《怀念耀邦》第四集,作者李锐。全文如下。【相关阅读:胡耀邦民主生活会遭批斗失声痛哭】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两人亲密合作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后来两人因政见分歧分道扬镳,胡耀邦被迫下台(图源:中共新闻网)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为悼诗末句。
   
   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我应邀到耀邦家中做过一次长谈,从下午两点半变到九点半,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毫无倦容。晚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谈了十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在那个“生活会”上与却被逼得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纪委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我最先发言,讲了同耀邦的谈话,说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长谈。我说,由于突然去世,他的要求重新结论便带有遗属的性质。因此,请中顾问将我的这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我简要发言后,张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平,霍士廉等先赞同我的意见。陈丕显问我:你们谈话时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有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场,后半截德平参加了。由于十点钟我还要赶去参加《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召开的悼念耀邦的讨论会,就提前退席了。
   
   四月十五日夜写的那首悼诗,是这样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写耀邦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举。第二句语带双关: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又为耀邦诉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个冤灵!
   
   第三句写他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随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户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多年来,这七个字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着,他同我最后的长谈、他的遗愿,也总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开始整理谈话记录,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稿。现在特将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时序整理出来,并将其间有关交往写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灵。岁届耄耋,总有“汩余若将不及”的感觉,及至整理完毕,才像卸下了一副担子。
   
   对耀邦的认识加深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和元元,他们的父母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学。在耀邦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他们两人同家属站在一起。他们常来我家,于是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从好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特点。现在还零零碎碎记得一些: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常说“我是党的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贺龙、谭政……对我都帮助过;林彪对我很好,抗战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前线。”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对山头、宗派的认识,说:“这是脱离群众。”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思想敏锐,口若悬河”,在延安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赞赏。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虚,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之后,听到他在“生活会”上受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愤不平,同时极其关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书的《谈艺绿》,将末句写在扉页上,供他翻翻,移情养性。同时还将我的《龙胆紫集》和《论三峡工作》送上,请他一阅。后者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该书序言交《人民日报》后,清样送到书记处,有人说我的闲话,耀邦没让发表。原来我并不知道他也喜好旧诗词。不久以后,元元带来他写的三首诗让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三首诗词我作了些格律上修正,让元元回去时,顺便送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有关格律的书。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元元来家,告诉我,耀邦叔叔明显瘦了。听家人说,那些检讨的、被指责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小平说过的。我们当时都奇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讨。
   
   七月十九日,我的日记记道:(用楷书排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话;括弧内的话是笔者按语):
   
   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元元一开始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对他关心,谈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领班人),选中了;要从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元元转述的耀邦谈话要点,有以下这些:
   
   下来这几个月,不看电视,专心阅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是“文革”时读的),
   
   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
   
   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没有什么错误。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1]。
   
   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是羞辱(一九八七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一月二日给邓小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十五日在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此事在中纪委支部会上,我也听到过对耀邦的攻击。)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紫阳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那时考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搞退休,伤老同志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扰。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七十一岁多,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元元说,耀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感。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年、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发,当然伤心之至。)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原,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
   
   “文革”当然不好,发生了之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中国的前途,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谈到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映。元元说,耀邦叔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
   
   在党校负责时,提出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2]讲课,还是按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全会中这一幕,我是亲身经历的,定一和万里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尤以右侧中纪委席掌声持久。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的话,要害是:“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邦谈到,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元元感到最亲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我十四岁参加共青团,经过那么多党同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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