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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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批许小年

   小批许小年许小年说:

   “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许小年《改革的历史》)

   短短一段话,大错有三:

   其一、将王莽形象的负面归咎于儒家。殊不知,王莽的问题恰恰是背离儒家正道所致。王莽形象的负面是咎由自取。此人不仅虚伪,虚妄,而且狠恶,姑不论其篡位之背天,杀子之逆理,就是他的改革,也是罪恶。生乎汉之世而返周之礼,导致国民苦难更加深化,社会政治矛盾尖锐化,身败名裂都是必然的。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这句话就是为王莽量身定制的。

   其二、将道德教化与历史真实对立起来。殊不知,真实是道德的基础。经史都有教化的功能。但同中有异,经侧重于真正,强调真理正义;史侧重于真实,强调“书法不隐”。文天祥《正气歌》中歌颂的齐太史和晋董狐,孔子赞美“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的史鱼,都是史官。史官的美德就是直,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历史,毫无隐瞒地直书事实。这是儒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儒家史学传统和正统。

   其三、不懂《春秋》,信口雌黄。《春秋》是经,重在阐明道德真谛和政治大义。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所惧正在于此。三王之道得以彰明,人事之纪得以辨别,嫌疑得辨,犹豫得定,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得以明辨,乱臣贼子就没戏了。顺便提醒一下,司马迁对《春秋》高度推崇,如果地下有知,听到“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这种抬举,会气醒过来的。

   许小年在其题为《改革的历史》的演讲中,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地方层出不穷,恕不一一。越是无知越是自以为是,越是愚昧越爱信口开河,信口雌黄,门外乱弹,不仅许小年为然,这早已是知识群体百年通病。昧于历史偏爱谈史,昧于儒家偏爱说儒,昧于道学偏爱论道。偏偏这些胡说混扯,最容易赢得一阵阵喝彩。呜呼!2016-12-9余东海

(2016/12/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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