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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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雅壶(图)

   
   
   
   蔡楚:雅壶(图)

   


   1980年蔡楚与文友餐聚时唱歌
   
   

蔡楚按: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里,人们除争先恐后做党的驯服工具外,还必须戴着假面具生活。若像彭德怀元帅一样说真话为民鼓与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只能写“王川、男”三個字。毛时代是一个播种仇恨的病态社会,至今余毒未清,还在内外树敌,自己磨损自己。古人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一九六三年,我到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刚进厂第一天就见到有青工,在一个大仓库改建的集体宿舍里公开手淫。之后,又听此青工津津乐道地炫耀他,如何在晒砖坯的巷道里,用晚上盖砖坯的谷草遮掩,与女工偷情。然后认识了一起做工的陈亚夫,他显得引人注目,一副鹰钩鼻,头上吹着时髦的纳波髪形,戴一副金丝眼镜,虽然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却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穿西式条纹长裤。嘴里还常常哼着小调,喜欢卖弄几句毛主席诗词。在一群混混中,他有点与众不同。
   
   
   当时,我十八岁。陈亚夫说他三十出头,因为在大学读书时同情胡风,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遂流落于社会。他吹嘘他笔名雅芙,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引起我和朋友贺孝慈的好奇。他还把他吹捧毛泽东和当局的工人诗送到一砖厂宣传科,在黑板报上登出,在广播中朗诵,被我和贺孝慈等嘲笑。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了解他,见面时就先背诵他的诗:“烧窑工/窑门开/窑门打开新世界……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道路宽广情满怀。”他也不生气,还有几分得意。由于夜晚上厕所不方便,窑坡上年纪大的工人喜欢使用夜壶,我借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雅壶。既与他的名字和笔名谐音,又嘲讽他是雅安夜壶,想浮上水(巴结上司)到北京去接主席尿。绰号一时传遍圈内,引为笑谈。好在当时没人去检举我。
   
   
   那时,我酷爱唱歌。用一本《戴望舒诗选》与小学同学姜渝彬交换了一本《外国名歌200首》,有空就与几个爱唱歌的同学互相走动,一起学唱。记得那时姜渝彬家住四川音乐学院宿舍,他不但喜欢唱外国名歌,还把著名声乐家刘振汉先生的大儿子三羊(刘毅昭)带到我家几次。我也去过刘振汉先生家向他请教,还应邀参加过文革后期,刘振汉先生复出的独唱音乐会。一次,我大妹的同学吴晓亮到我家唱歌,我们一起唱了多首外国名歌,尤其是法国名歌《马赛曲》和挪威名歌《索尔维格之歌》令我激动。但每次,我们的歌声都被隔壁老红军刘刚的妻子马孃听见,她几次呵斥我,不务正业,整天哼着黄色小调。
   
   
   雅壶和一位叫黄达文的临时工却能唱一些民国歌曲,特别是周璇主唱的《何日君再來》、《爱神的箭》和《五月的风》等。他俩唱的缠缠绵绵,使我大开眼界,于是常跟着他俩哼唱,感觉雅壶还有几分值得交往。每天收工后,入夜他就到青年女工宿舍的窗口,哼唱求偶歌曲。还给青年女工写情书,几乎每个青年女工都收到过他的情书。我见他见一个就爱一个,却没有青年女工理睬他。又认为他十分平庸,无聊透顶。
   
   
   
   蔡楚:雅壶(图)

   
   黄达文 1964年于成都
   
   黄达文当时的志向是加入共产党,做一个政治家,当时他写过一首短诗《水》:“水,你自然的液态美/你体积一定而形态万变/你,矛盾的蕾。”表现了他在生存中的态度。但由于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被当局枪毙,所以,尽管他一再“形态万变”保护自己,最后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拜师学中医赖以生存,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当时给黄达文取了个绰号叫黄璇,形容他唱歌模仿周璇。六四年七月,黄达文送我一张照片留念,照片背面题词:“天一:祝一箭穿双鵰。” 后来,听他表弟陈双楠说,他干脆改名为黄璇。前几天,我打电话问当年成都一砖厂的同事,他们都还记得黄璇当时唱《爱神的箭》,双手作拉弓射箭状的如痴如醉形象。
   
   
   六四年下半年,我讨厌一砖厂的环境和风气,便辞工回家。六五年,我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地处荣县、威远县一带,一干就是五年。直到七零年八月,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遣送回成都后,才又见到雅壶。
   
   
   一天晚上,雅壶突然来访。他要求借宿我家,说是被人保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追查,迫于无奈,只借宿一天。我没有拒绝,开始与他交谈。雅壶说,文革初期,他被清理回内江县农村务农。由于老家早已没有亲人,他没有房子住,公社领导叫他在破庙里栖身。白天下地干活,他不善农活,因此无法安身。无可奈何中,只能逃到成都混口饭吃。
   
   
   我问他在成都干什么,他说在公园或街头刻钢笔,被他称作“钢笔微刻技艺”。他吹嘘他的人物头像、山水花鸟、动物等都刻得极好。人物头像刻好后,还要配上适当的主席语录或诗词。天气好,每天的收入都有几元钱,好的时候还超过十元。那时我们做临时工,每月收入不过三十多元。我问他这么好的收入,为啥不去租房子住?他答没有户口,也没有证明(介绍信),所以开始在火车客站候车室过夜。后来警司和人保组查的很凶,又躲到川医的急诊室过夜。这几天成都戒严,他无处躲藏,只好来找我。
   
   
   他住了几夜,却不提离开。我四处打听,许多朋友都说他曾去借宿过,而且住下就不走。雅壶住了半月后,老毛病又犯了。院子里的女青年和与我来往的女青年,几乎都收到过他的情书。我讨厌他的抖怂劲(猥琐),就让表弟把他接到成都工学院,图书馆大楼下面的一间小屋里去居住。
   
   
   后来我与雅壶深谈了几次,才明白他喜欢卖弄几句毛主席诗词等外表后面,有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灵魂。他说:“即使贵为元帅的彭德怀,也不能说真话,否则就是反党,就会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在我们生活过的悲惨社会里,他是戴着假面具保护自己。他的求偶举动,也是正常人的原始冲动,不应该被革命的豪情吞没。
   
   
   之后听说他还是逃脱不了被“专政”的命运,被人保组以“投机倒把罪”收容后,送回内江县农村老家“监督劳动”。
   
   
   一晃就是几年,再见到雅壶时,他已获“平反”,并在成都购房,娶妻生子。雅壶还是喜欢哼唱民国歌曲,但已改唱邓丽君歌曲。我问他是否还在写诗,他说已改写散文和小说。我调侃他是否还想浮上水到北京去接主席尿?雅壶回答的很妙:既然尿不到一壶去,浮上水也没有用。然后又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雅壶和黄达文等(包括我)能生存到今天,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结果,也是人性被党国扭曲的代价,但我至今仍感念他和黄达文,教我唱民国歌曲。
   
   
   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里,人们除争先恐后做党的驯服工具外,还必须戴着假面具生活。若像彭德怀元帅一样说真话为民鼓与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只能写“王川、男”三個字。毛时代是一个播种仇恨的病态社会,至今余毒未清,还在内外树敌,自己磨损自己。古人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2016年5月6日
   
   附录:推荐《欲说还羞是夜壶》
   来自雅安健康网:http://jk.bygeiv.com/hlxl17/18960.html
(2016/12/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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