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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感人至深的鸿篇巨著 ——与《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对谈 )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谢:在写此书之前我没有写过也没有出版过其它的文学作品。其实,我之所以会产生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我读了一些“坏”小说。当时因为不想挣大钱了,我发现自己突然有了很多的时间。为了打发时间,我去多伦多市图书馆借了一些小说来看,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些中文小说写得实在是糟糕。于是我就想,要是我来写,我肯定写得比这些小说好。正是这些“坏”小说使得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只是略为想了一下,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急匆匆地下了笔。当时也没有拟个大纲什么的。最初我想写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地主婆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爱情很特殊,估计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的人难以理解,所以在写的过程中决定增加一点历史背景。也许是灵感突然降临,也许是自己的心中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笔,人物、场景和细节似乎就自己涌了出来。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于表现自己。很多时候,我有一种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或者场景惊醒,不写下来,就不能重新入睡。《玫瑰坝》是一本小说,其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有原型,但不是一对一的原型。书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综合了现实中的好几个人,而现实中的一个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书中的好几个人物。我初中肄业后去了县农场当知识青年。后来我被县农业局“借”去充当“果树技术员”,搞果树病虫害防治和果树整形修剪之类的技术指导。在此期间,我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和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时候或者是住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里。我们那里当时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电。天黑之后,大家无事可做,或者聊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意间积累起来的。例如,一个地主被枪毙的时候不肯下跪的细节就是从一个去公社蹲点的公安局副局长的口中听来的。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里听来的,算是“道听途说”吧。
   
   
   遇:您的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正是您创作的源泉。一般作家都是如此:经历越波折,下笔越有神。其实,您在写作过程中的那种感觉,我也有过,其他作家一定也有过: 突然想起的一句话,一个形容词,一段描写,无论是在做着什么,或是躺着正要睡觉,却必须立即写下来,否则就无法安心。那种感觉,其实是最幸福的了,那是真正地进入创作里了。正如母亲在孕育着孩子,每天都要给他(她)渗透一些新鲜血液。
   您的大作,由于写透了每个人物的性格,所以,直到书的结尾时,素芬被残酷地炸死,冯东明失神的反复地自言自语:“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出这吃人害人的火坑。” 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下来了。直到结尾时,男主角才说出这句他早就该说的话,格外令人心酸!
   其实,陈素芬很早就有这预感:唯有离开中国才安全。但出身不好却积极靠拢党组织、几十年来决心只想跟党走的冯东明,对她给予过多次驳斥。
   直到文革时,素芬被惨烈地杀害,他才明白应该离开那个“害人吭人”的火坑。结尾刻骨铭心!
   我想,素芬的修养与见解,正是从小耳濡目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的影响。与那些教条死板,只知道杀人骗人吭人、不通人性人情的共党政策,无丝毫共同之处。
   
   
   谢: 是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斥之为封建文化,把它妖魔化,给人的印象是黑暗无比,丑恶无比,没有一点好的东西。其实,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根本不是什么封建制度,也不是什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这一点我在当知青的时候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之后就领悟到了,尽管这些历史书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编写的。您在德国,您一定知道西欧过去的封建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那种制度下,地主就是封建主,他不光占有土地,还占有那块土地上的劳动者。英语中这些劳动者叫作serf,翻译为中文是农奴。在中国,1949年前只有西藏和其它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类似的制度。这才是真正的封建制度。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制度在战国时期就结束了。在秦始皇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另外一种制度。我姑且把它称之为皇权制度,或者是皇权/官僚制度。我们知道,1949年前中国农村的“地主”仅仅占有土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与马克思笔下的封建关系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说,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有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此后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是所谓的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规律。可是中国秦以后的这种制度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之外。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根本不是什么科学,而是瞎说。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削足适履,指鹿为马,硬把这个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相信了这个所谓的科学,不惜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实在是可悲。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仁爱,传扬恻隐之心。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宣扬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宣扬的是仇恨。我们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地残酷无情。”如此等等。这些东西毒害了好几代的中国人。中国社会现在有如此多的暴戾和残酷的事件,与中共的这些长期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种仇恨教育不仅危害社会,也是对统治者的严重的潜在威胁。统治者如果还有一点点理智,晚上应该睡不着觉。
   
   
   遇: 您很会写小说。因为读您的书,脑海里有一种象在看电影的感觉:动作、表情、语言、气氛、心理、场景。我觉得这是写小说的最上乘的手法,不是每个作者都能做到的,而是天生具有的观察力所致。
   
   
   谢:谢谢谬赞。每个作者都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有读者阅读,希望读者喜欢自己的书。不过,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作者的手上,而在读者的手上。读者是作者的裁判。每个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每个读者也有自己不同的口味。我希望我的这本小说能够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可。
   
   
   遇: 还想跟您说件有意思的事:
   前些天我闲了没事,去网上的谷歌寻找:“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在线读”,很意外的是:谷歌列出的那些条目,竟然一个“在线读”也按不出来。
   1.“共识网”今年八月被封了。我去按那链接,根本按不出来了;
   2.“晨钟书局”出版了它的介绍虽然还在(但不是此书局做的,而是香港一位记者多年前写的短文),然而, 在哪里能购买此书?没有介绍;因为,“晨钟书局”已经没了,老板姚文田先生已被关在国内的监狱里了;
   3.“禁书网”虽然有介绍,但只是此书的目录,仅仅是书的目录,并无阅读全书的可能,甚至连一页“在线阅读”也没有。
   居然在谷歌的网上,找不到此书“在线阅读”的任何可能性,我确实很意外!中共只承认在国内出版的只有七万字的《冬天的童话》,而不承认在海外出版的42万字的《一个大童话》。但,谷歌是属于言论自由的海外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十几年以前,谷歌关于哥哥罗克的词条就达七万多条,如今是否消失了很多?我还没有去查。然后,我去看有关我的“维基百科”我写的那两句话,还没有被“紧盯者”消掉,即:“从2016年8月起,遇罗锦的三部书稿和随笔文章全部刊登在博讯文集。”可是,谁经常去拜访“维基百科”呢?国内人有多少人能够翻墙呢?
   所以,我们希望能给自己的书孩子,找到一个象“绿野”那样的安全理想的家。
   
   
   谢:谢谢您对绿野的期望。
   
   
   遇:假如分析人物,这一点无法忽略:陈素芬嫁给了开明乡绅王秉文,每次说出的话句句朴素,却有见解有水平,又懂人情,她是会受到王的好影响的(尽管王在土改中被无辜杀害)。否则,怎么解释她的水平呢?陈素芬说过的很多对农民和其他人有好处的办法,都是王秉文那样做过的,包括王对全村人良好的人情关系,所以没有一个人恨他。无奈中共工作组的干部教条死板,从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绝对不采纳好建议,哪怕不是素芬说的而是其他农民说的好办法,干部们也绝不采纳,他们只敢服从上边的文件和指示,而这正是中国几十年来直到如今的悲剧和专制作风。如今就更邪乎:阳奉阴违地应付上边,私下里只顾自己捞权捞钱了。
   
   
   谢:我在乡下跑的那几年,经常和农民交谈,发现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农民主要是依赖直觉和常识行事,他们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而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迷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迷信上级的指示,迷信一些所谓的“科学”措施。他们经常会干出一些蠢事坏事来。农民抵制过合作化,抵制过大食堂,抵制过深翻土地,抵制过密植,等等,认为这些东西都有害无益。没有什么知识的农民一开始就认为人民公社不会成功,而知识分子干部却深信人民公社一定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肯定是对的。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实践最终证明了人民公社是一大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什么科学,而是一种伪科学。共产党的很多具体的“科学”措施也不科学。例如越深越好地深翻土地就没有经过实验和验证,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却打了一个科学的旗号,由干部们强制实行,也带来了减产。我写陈素芬和冯东明一个依赖直觉和常识,办事冷静,一个迷信理念和逻辑,行动狂热。就是想要探讨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遇:我还想知道,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谢:我正在把《玫瑰坝》翻译为英文。
   
   
   遇:您本人有这基础,自己可以翻译成英文实在太好了。海外有很多好书,没人翻译成英文。私人翻译,要价很高,也不能保证水平的好坏。所以中文书难于走向世界。个别幸运的作者极为例外,连海外作家群的几千分之一也不到。这令人悲哀。
   我忘不了,在已被封的“共识网”,曾经有一篇文章,是哀悼一位国内年轻的英文翻译家。 那位中年华人翻译家,翻译了二十几本文学书,却因忧郁症而自杀: 他辛苦翻译每一本书,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一本不厚的书至少得需要半年翻译时间,但他每本书,从出版社总共才得三千元人民币。这个价钱,与海外私人要价的“三万”“五万”美元,天地之差(且不包括出版事宜)。如果海外能有中介所,作者甘愿多付三千人民币的十倍,不也是好的吗。盼望英语好的人,能在这上面多动动脑筋,也给海外的无数作者带来福音。更盼望翻译家们能来到国外生活;我是真心如此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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