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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基很快放弃了沿袭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认定国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十万计的“亲生儿子”们,必须有所放弃。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所谓放小,就是将那些经营业绩不好、非关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关停并转”为名,向民间出售,若无人要,则予以破产。此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很大争议,保守者视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写“万言书”控诉朱镕基为国有经济的“败家子”。

   所谓抓大,就是模仿日韩的大公司模式,选择一些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金融信贷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实业-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之迅速壮大。1996年,中央ZF对1000户重点企业中的300家明确了各种信贷扶持政策。同时,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将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公司,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在中央ZF确定了“国家队”之后,各省应声而动,纷纷开出自己的扶持名单,宣布将在若干年内将它们送进“中国500强企业”,而各地市则相应地提出了打造“省级百强企业”的构想。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战略忽然终止。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经济界以极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二十年来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的悄然终结,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在这些企业中,以东部地区的所占的比重最大,为45.6%,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左右的东部私人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本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ZF、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按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拟定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四、“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朱镕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两次精彩表现,让他成为上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治理大师。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关贸总协定组织(即日后的WTO)。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低于3%(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CPI分别为-0.6%、-1.3%、0.8%和0.7%)。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

   首先是产业结构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战略性转型。

   随着公路交通投资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国从此进入城市化建设的新时期,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进而刺激了对上游产业的大规模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投资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

   与能源产业投资热的迅猛升温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国有企业集团正策略性地向产业上游领域“退缩”,它们因此成为了此轮投资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到2003年前后,国有经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朱镕基在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讯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在产业的中下游,由民营企业集团控制的服装、食品及机械、电子制造产业则成为了外贸政策放松的获益者,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省的中小企业纷纷转战国际市场,制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Made in China”对全球的制造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ZF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1998年之后,各地把出售土地成为开拓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ZF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5500亿元,约为三分之一,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到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加上1.8万亿元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与中央分享),地方ZF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地价高涨不止,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症。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盈利产业,到2001年,在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一百位富豪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的沮丧。在美国历史上,尽管也有地产暴涨的时期,但在名列全美前一百位的富豪中,地产商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性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农民、城市低收入阶层以及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在这轮财富暴涨期中几无所得,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将未来的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生命“透支”于一套房子。

   上述演变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轨迹,构筑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ZF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

([zt]我们今天如何评价朱镕基?(201611)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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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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