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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兴、公民力量兴

张思之律师说过:“律师兴,国家兴!”。看了杨宁的文章,你就会得出律师兴,德国兴!
   有多少人知道,德国的首都柏林有条大街就是以律师汉斯•利腾的名字命名?而德国律师协会就在这条大街上,律师协会所在的大楼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
    可以认为,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公民维权运动,律师兴,公民维权运动兴,否则任何公民个人或集体的维权行动都将处于无边的苦海和失败之中。
    现有公民组织提名胡石根、高智晟、唐荆陵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他们三人都是基督徒,其中二人是律师。近日,德国副总理在北京会见中国九个民间人士,其中三个是律师及一名律师妻子。
    11月9日(周日),我到上海一个教堂做礼拜。当我提前半小时到达教堂时,先去量血压,只见一个小房中两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一个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的女医生向我招手,她分别给我和蒋美丽量了血压,说我们两人的血压很正常。当时,我很高兴,原来她是上海一所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主内的姐妹,她说是受了老师的影响信上帝的。

    量完血压到教堂二楼,只见一个个弟兄姐妹围上来对蒋美丽说,这是你老公?蒋美丽对他们也不是很熟悉,说:“他是我老公,你们认识他?”,他们说:“我们知道他,牧师在查经班上讲过,我们有个弟兄,他信靠上帝,挺过来了,不容易。他是一个很敬业的律师,因揭露了官场腐败,一直被关押、软禁至今,神拣选了他,他坚强活到今天”。
    当我刚在教堂二楼找了个位置坐下,有一位姐妹拿了个手机过来,709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短信:“谢谢,郑恩宠律师的关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姐妹回了短信:“我和郑律师在教堂,信上帝”。
    从二楼教堂望整个教堂二千人,只有五个白头发。当二千个弟兄姐妹站起来齐声唱赞美上帝时,谁都会体验到中国公民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将战胜一切。
    散场时,遇到许多维权百姓。我家附近的二千多户居民,自2013年8月起开始拆迁,现基本都拆完了,其中约有上百户居民接到强制拆迁的《裁决书》。
    他们中约有近二十户先后到过我家咨询。我告诉他们:“有事找律师,千万不要盲动,不要盲目上访”。大多数人家先后委托了律师出面代理拆迁事宜。委托服务合同首期费用是人民币二万元,随行政复议、诉讼和结果,决定后续的费用多少?三年来,大多数人家与征拆事务所达成了和解协议,当事人认为其支付的2-5万元是合算的。现上海一平方米房屋的价格是多少?若去上访,十年、二十年无结果,被关押,被入狱,失去工作,无处缴纳养老金、医疗金等的损失又是多少?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上海公民维权行动中的健康力量已经占了上风。
    几年前,上海有一对上访夫妇,上访十年,入狱、出狱、加入冤民大同盟、男的不上班,还高喊我是地下党,是推翻共产党的地下党,要大伙跟他们走,不要律师并将我骂得一无是处,狗血喷头。并大叫,将来共产党倒了,我们是先锋骨干。
    他们后来到来了美国,还在《上海暴政网》上谎称:“在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的帮助下,田宝成等顺利到达美国”。欺骗海外民运,欺骗美国移民局。这对夫妇,在海外网,发表了一百多篇内容雷同的谩骂共产党文章,参加游行,参加集会,参加联署,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他们还不断放风,加上有些上海访民吹喇叭、抬轿子,大吹他们已经在美国获得政治避难,拿到绿卡,买了房子。
    但真相又是如何?最近不是灰溜溜地回上海,向基层政府投降了吗?当局给了他们养老金,没有抓他们,再放他们到美国去并没有将抢走的房产还给了他们,把包袱甩给了美国人,让其到美国继续打黑工去吧。问题是现上海的访民圈及越来越多的市民,看清了此类访民的真面目。
   这些人不可一世的的骗子本质,公民维权若不要律师、打倒律师,是对上海17000律师的挑战,是对中国30万律师的藐视。当局认为有百分之三的律师不听话,那么中国就有9000名维权律师,这些人就是对9000名维权律师的挑战。
    好在如今的上海,公民维权运动中的健康力量已经占了上风。律师兴、国家兴!律师兴、中国公民力量兴。
    若我继续保持沉默,是对历史不负责;若我不得罪他们,我就将得罪二千万上海人民!
   转载来源:谷歌
    专访文东海律师:从警察转行做维权律师
   
    维权律师文东海。(大纪元)
   
   【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郑延采访报导)文东海曾经当过警察、教师,现为长沙执业律师。2015年开始,作为“广州民主三剑客”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之一,第一次办理维权案件,后来成为“709”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2016年被警方强行解聘。近日文东海律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自己从警察转行做律师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原来是个警察,怎么会想起来当律师?而且当了维权律师?
    文东海: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那里是高山上的农村,环境、信息比较闭塞,从小接受外面的信息,就觉得没有毛主席没有华主席,我们的天会塌下来,就这么想的。那时理想是当警察、当兵,认为当警察是很光荣的事。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警察学校,湖南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在长沙公安局当上了警察。
    刚开始还是有热情的,不久发现这职业没有那么荣光,学校学的都是匡扶正义呀什么的,工作后发现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岗位而已,闲时打打麻将,很无聊的,和以前想像的差得太远,每天他们拖我打麻将,我就不打,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想做的,他们认为我这个人怎么那么认真呢,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虽然那时我被洗脑也很严重,但天然的正义感、平权的意识,是没有被洗掉的,所以我和周围警察的看法不一样,在那个环境我很压抑,感觉自己不适应,这辈子我不想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过去,于是2000年我留职到北京公安大学读行政管理,后来考上了公安大学研究生,单位不同意,我就辞职自费读书。
    读完研究生,我就不想回原单位了,在一个大学教书,后来考了律师执照,2009年正式当了律师。开始我接一些普通案子,没更多想法,养家糊口吧。2014年一位律师在北京被抓,我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起草文件声援,就签名留了电话,结果被带进一个维权律师群,我发现,里面这帮人和我以前接触的不一样,这些律师胆子很大,做事也很认真,而且敢跟公检法叫板,不屈服。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律师,慢慢地我也开始受到感染,也开始接触一些维权事件。
    此前做商业案件的时候,总要有一些妥协的,跟那些法官、检察官在一起感觉很不舒服,他们认为你有求于他,有意无意就忽视你,有时真的有求于他们,就不能不迁就他,我感到做这样的律师太没价值,一个律师靠和他们搞关系来做业务,没有多大意思。
    接触维权律师后,我感觉和他们性格很接近,感觉这圈子挺好的,慢慢和这些人成了朋友。2014年开始我就关注了一些人权案件,慢慢开始声援其它一些公共事件。2015年7月,我作为“广州民主三剑客”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之一,第一次办理维权案件。
    我感觉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有时会有风险,但律师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尤其生活在中国,你不想敏感,但你做每件事情,都可能变得敏感,不是这个事真的敏感,是这个社会太不正常。
    还有,我个性不属于很喜欢张扬的吧,但胆子也不算小,骨子里有那种古代侠士的性格,爱打抱不平,愿意为社会的公益积极发声。在这个年代,与其这么窝囊活下去,我还不如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社会朝一个更好的方向推动。这个努力作用也许不会那么大,可是我努力了,我也不会后悔,我也应该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把所有的问题留给下一代,我们解决不了,下一代也不一定能解决。
    而且律师从骨子里来讲,就是崇尚民主法治的,我也一样,我也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我今天能够站在前沿去推动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高兴。
   我不相信中国总这样,因为,一个国家的律师处于这样的地位,这国家没有出路,但是我相信中国是会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经历了,下一代就不用经历了,我们不能逃避。
    记者:您是“709”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您可以讲讲在这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文东海:“709”律师大抓捕,我是最先站出来的,当时我态度非常鲜明,我告诉警方,周世峰、王宇他们没有罪,不应该被抓,不应该被央视污蔑。后来警察找我约谈,我反应很激烈,之后我在自由亚洲电台接受了采访,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当时余文生、程海等也是勇敢站了出来。
   过了一个月,有人找到我,让我代理王宇的案件,起初我很犹豫,一方面我没有经验,一方面是那个时候真是恐怖,代理“709”案件大家都有顾虑,我本人当然也有顾虑,那时就像一场运动,情况难以预测,警察四处抓人,环境紧张。后来我想,如果环境不改变,就会有更多人被抓,所以犹豫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答应做了王宇律师的辩护人。
    开始我本人被强制约谈,他们不希望我在网上发声吧。但我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愿意太张扬,我就是实事求是。为了本能地维护律师的职业尊严和我个人的尊严,我不断挑战一些事情,不断突破一些限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尽职的,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我也从中慢慢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维权律师,只是我不能出境了,到香港、澳门都不行。
   我遇到很多困难都是以前没想到的,完全不让会见,不通知家属,不告知案情,也不让与当事人通信,我的当事人几乎完全是失踪的状态,越到后来,他们做出的事情越让我们吃惊,最后干脆把我们解聘!
    我们感觉很讽刺的是,他们这么做之后,竟然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依法保障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每一条规定都证明“709”警方抓捕违法。我们拿着这规定找他们,他们说,这不是法律,我们不需要执行,那还有《刑法》呢?按《刑法》规定他们同样违法啊,但他们不讲法。
   他们把律师当作敌人,可能他们吸收西方民主转型的经验,比如台湾美丽岛事件,比如韩国电影《辩护人》讲的釜林事件,他们可能认为律师会成为他们的掘墓人,所以对律师防范得比较紧,不希望律师把民主理念通过法律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想废掉律师的武功。但大抓捕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他们以为把律师抓了,其他律师不敢反抗了,就没有人给律师做代理了,或者即使做代理也很小心,没想到这些律师非常顽强,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天津,到长沙,到广州,到广西等地,都是很积极、很勇敢地站出来,而且积极地发声,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去了天津十几次,要求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给他们很大压力,他们发现这些律师不那么好对付,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把律师全部通通给解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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