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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会后我可上教堂

   
    今天(11月13日)周日,官方批准了我上教堂,这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官方首次批准我上教堂做礼拜。之前,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官方已经同意我每天到黄埔区一带购报刊、杂志及散步,曾经两次到人民公园散步,恢复了与亲友家的走动。
    今天到市中心的一个大教堂,上午十时开始第二场主日崇拜。我从家步行到教堂,和往日一样仍然是一个警察和三个保安护送我到教堂。感谢主,每天有那么多人保护我的安全。
    我于9时30分到达教堂,在二楼前排找了个位座位坐下。当时,约二千个座位,已有四分之三的弟兄姐妹坐在位置上默祷。当二千个座位坐满弟兄姐妹时,发现整个教堂内只有我等三人是白头发,其他都是黑头发,三十岁以下的弟兄姐妹超过百分之六十。
    去年,709对维权律师等抓捕以来,我还未上过教堂,想不到一年后,大批年青人信了上帝,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量在迅速增加,基督徒人员结构实现了年轻化。


    主日崇拜开始前,走来了一个我素不相识的姐妹,约四十岁。她说认识我,问我是否知道原姗姗(709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她打开手机说,她是原姗姗的网友,于是立即给原姗姗发了短信:“我和郑恩宠律师在教堂,郑律师向你问好……”。
    主日崇拜结束后,教堂的长老、牧师见到我,十分惊讶,
    我说:“感谢上帝,贪官倒台,我到教堂”。
    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不要忧虑》。《圣经•新约》-《马太福音》6章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什么。生命不优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6章31-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
    明天属于上帝,只有上帝能安排。不要为特郎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而担忧,特郎普的一个女儿玛丽安在法学院毕业后,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曾在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做了五年联邦检察官。四年前,她成了一名联邦大法官。
    这是201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特郎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中,所透露特郎普的女儿曾任美国律师、检察官、大法官。玛丽安曾经毕业于美国蒙特霍克学院的非法律专业。美国律师为何是双学历?为何当过律师才可当检察官、法官?今天中国大陆有多少检察官、法官是从律师中遴选?他们能担任依法治国的重任吗?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下定决心,打一场输不起的反腐战争,有不少人认为,除非三权分立,否则打不赢这场战争,但什么是三权分立的制度?是乎很少有下文。中国真正要实现三权分立的制度,说白了今天的三十万律师不够,中国需要四百万律师,以人民信的过的律师为主,全面管理这个国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每个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呢?
    近日,我再次看了多个版本的《甘地传》,甘地是印度的国父,是律师、印度教徒,但是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甘地他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自由预示了东南亚及非洲许多国家后来获得自由。甘地说:“我的全部哲学,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就包含在我刚才的话中。你们不能称之为甘地主义,因为这并不是什么‘主义’。你们也不必加以详细阐释和宣传”。
    近日,上海有个丁姓的访民被捕,家人马上请了上海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一百个访民表示声援,这就比以往进步了。什么上海律师没有一个为我们(访民)讲话?什么律师不如公民代理,律师必须是免费,什么我们(访民)有国际援助,什么请律师打官司是最愚蠢的,只有上访才能解决问题;如今你上访到国家信访局,习近平派的24个律师正等待你去,习近平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最后你还不是需要中国律师吗?美国律师何时能解决你的问题?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贪官一个个倒台,而我可到教堂做礼拜。教会是我家,尽力劝罪人,免他们死亡,从罪恶中救人,到处找迷路人,引导往天乡,传福音是天职。
    附:本人近日发表网文
    检察长:“限制律师权力”遭恶果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11月2日《北京日报》旗下的微信号理论周刊,刊登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副检察长方工的文章,认为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限制律师权力”不符合法治精神,很多冤假错案确实都是因此而产生。
    《北京日报》是习近平牢牢掌握的报刊,而按照中共的长期习惯,检察长在媒体发文,首先要得到该检察院内中共宣传部的批准。
    该文指出:“我国宪法和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这其中的‘互相配合’该如何理解?以往对‘互相配合’有一种理解是,在案件诉讼过程中,为了有力打击犯罪,司法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和处罚和行动要统一,口径和决定要一致。受这种理解影响,为了取得配合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种种法外措施,如上级协调、专案专办、承办人沟通、限制律师权力、随意去舍证据等等就顺理成章了,更恶劣的情况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故意无视或掩盖的做法时有发生……实质是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成功经验,而是有失公正的失败教训”。
    中国要从根本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是要修改宪法、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国不仅要有宪法,更要有宪政;不仅要健全法律,更要有法治。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有数量足够和质量保障的律师。中国13亿人不缺人力资源,而是全民要在意识上、行动上提高律师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致于执政党、政府、贪官、利益集团不重视律师、打压律师,其结果正如习近平上台的第三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所讲:“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中共十八大后,媒体报道,全国法院公开平反了23个冤案,但是中国的冤案何止千千万万?但是有一点事实证明,23个冤案的平反没有一个是上海的冤案,23个冤案的平反,全部是中国几代律师前赴后继的结果。
    中共十八大后的上海,要申诉、要申冤、要平反的人究竟有多少?肯定不少于十万人。为何成功者几乎是零?你离开了律师行吗?上海现今有17000名律师,常住人口有2450万,是中国大陆律师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是交通、通讯比较发达的城市,上海人若不找本地律师,也可找其他地方的律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人心中律师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要比执政党、政府、贪官、利益集团们眼中的律师地位还要低。
    他们认为,律师不如他,律师不如访民。在中国要解决自己的冤案,只有闹到中共高层,才会有翻身的一天;只有闹到习近平知道,自己的冤案才会有云开雾出的一天。
    如今,习近平已经派出24位律师坐在各级信访局的大厅上,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这是《人民日报》于9月30日所作出的报道。至今,我没见到上海访民、访民中的能人、访民中的领袖人物,就此作出任何的反映和对策。
    23个冤案的平反,没有一个是美国律师的所为,没有一个是外国律师的所为。没有一个是靠海外的资金援助,没有一个是靠社会的捐助,是办案律师自告奋勇的行为,是办案律师个人掏腰包的法律援助行为。
    当然,这23个冤案的平反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的新政有关?没有中共高层的拍板,这23个冤案可能还永远在路上。中共十八大后,上海市政府聘请了一批律师、法学教授成为兼职法律顾问,每人得到人民币五万元的法律顾问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体现习近平新政对中国律师的尊重。
    上海律师协会的前会长吕红兵被聘为市政府法律顾问后,今年上海第一个民告市政府案是吕红兵代杨雄市长出庭。一个律师被聘为政府法律顾问后,就再也不能代理民告官的案件。吕红兵并不缺五万元的顾问费,难道今后上海民告官案不请律师你还有多大的胜算?上海房价等生活指数都在年年提高的情况下,你还在空喊要免费律师。
    这些高喊免费律师的人,究竟包括了哪些人?事实证明,有的到美国维权去了,在那儿打黑工,赚“大钱”,那么这些人到美国去的中介费、路费从哪里来?有的子女到美国等读书去了,难道出得起不菲的学费,就不应支付在中国请律师的费吗?有的自己的子女结婚,买房、装修、办喜酒花就化了几十万,出点律师费就不应该吗?有的混在访民队伍中,会写一点小网文,会点三脚猫的电脑技术,就在访民中,取得抱女人、摸女人、骗女人上床的荣誉,对这种现象,不仅不为耻,还为荣;对这种现象,有多少上海访民中的领袖人物对此进行公开的批评呢?这种所谓的访民领袖,对维权律师同仇敌忾的现象还在纵容、暗中在支持?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人已经处于不可挽回的失败,未来并不属于他们。
    2016年,中国有56万人参加司法考试,这是中国的希望;2015年,中国有5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初中毕业到美国等读高中就有近20万。中国为什么不会有伟大和光明的未来?在上海有17000律师的情况下,有的人还在自称自己为公民法律顾问、公民律师,这不是在误导他人往误区、往死胡同里去“自杀”吗?
(2016/11/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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