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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黑人考)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宋代官员士大夫的心目中,包公并不是一个著名法官。比如上述南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收录了156位宋代法官的207个破案故事(有些破案故事没有提到法官的姓名),包拯破案故事收录了上述的「智断牛舌案」和被手下书吏算计这两个。可是该书收录的和包拯一样有两件破案事迹的宋代法官有35人之多,还有7位法官各被收录了3件以上的破案事迹。
   
   因此包公的法官名声,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民间传说以及文艺作品中被不断塑造拔高的结果。
   
   幸运的包公
   
   那么包公的这种幸运究竟来自于何方?难道仅仅只能归于「福气」或「运气」吗?
   
   包拯事迹被传奇化,首先是因为政治因素。包拯所处的宋仁宗时代,是北宋历史上社会最平稳的时代,被以后的人们追记为一个「盛世」。包拯得益于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追忆,并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单被记忆,远不足成为传奇。要成为传奇,还必须有一个「传奇催化」的环境。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府,是历史上少有的商业城市首都。唐代开始,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位于当时南北交通运输线干道的汴梁迅速成为商业大城市,梁晋汉周都在此建都,北宋沿袭作为都城,持续繁荣二百多年。城市人口达到上百万,有着繁荣的市民文化。
   
   商业大城市存在数量巨大、居住集中、有闲暇的市民受众,就成为说唱艺术的肥沃土壤。而说唱艺术中的故事,最能吸引受众的,是广为人知的近当代人物。而历任开封府官员大多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反衬出包公的敢作敢为,「明不可欺,刚不可挠」。这样包公就成为说唱艺术故事的主角,被一代代民间艺人们口口相传,不断加工。
   
   北宋灭亡后作为对北宋盛世的纪念,包拯的传奇在原来的宋朝都城开封以及南宋首都临安(今天的杭州)继续流传,和历史上的包拯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南宋开始有文人将民间说唱艺术记载下来,包公也就开始成为话本小说的主角之一。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包公戏的源流
   
   北宋以后,在被少数民族皇朝长期统治的北方地区,包拯故事作为对汉族皇朝的民间记忆,以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进一步在民间扩大影响。尤其是汉族士大夫在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期间无法得到原有的政治权利,很多汉族士大夫转而对少数民族皇朝持批判立场,通过对民间说唱包公故事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专门的包公戏剧目。
   
   元代是中国戏剧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元杂剧的名目约有六七百种,保存到今天的剧本也有162种,其中包公戏就有《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潜夫)、《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叮叮当当盆儿鬼》(无名氏)、《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鲠直张千替杀妻》(无名氏)等11种,是已知元杂剧中最多的个人故事剧目。
   
   明代的包公戏,没有元代那样兴盛,现在有目可查的有8种,保留到今天的剧本有《胭脂记》(童养中)、《袁文正还魂记》(欣欣客)、《桃符记》(沈璟)、《高文举珍珠记》(无名氏)、《观音鱼篮记》(无名氏)等5种。
   
   清代包公戏保存有9个剧目,现存其中《乾坤啸》(朱佐朝)、《双钉案》(一名《钓金龟》)(唐英)、《正昭阳》(石子斐)三个剧目的剧本。
   
   晚清民初是包公戏的爆发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包公戏剧目,至今仍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上演的包公戏就有几十种,其中的《狸猫换太子》《秦香莲》《乌盆记》《铡包勉》《赤桑镇》《铡判官》《打龙袍》《打銮驾》《黑驴告状》《双包案》《花蝴蝶》等等剧目真可谓是家喻户晓,常演不衰。
   
   包公戏演变的特色
   
   包公戏的传播及故事演变有着很鲜明的特色,总的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戏剧故事的本身的传承性不强,元代的11个包公戏剧目,到近代依然经改编演出的只有《乌盆记》一出。明清两代的包公戏剧目,保留到晚清民国的只有《双钉案》(《钓金龟》)。也就是说每一代的包公戏创作并不是在前一代剧作基础上进行的。文人不屑于重复改编,而戏曲创作具有很浓重的草根性质,不识字的优伶戏班难以直接演出文人创作的唱词对白较为古雅的剧目。事实上包公戏的剧目往往取材于当代民间说唱艺术。晚清民国时期的包公戏故事大多来源于根据民间说书改编的小说《三侠五义》,而其中的故事又绝大部分来自于明代安遇时编着的小说《百家公案》(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朱仁斋与耕堂刊本),但是该小说的直接来源,又是明代的说唱词话本《包龙图公案词话》。因此可以说,包公戏剧作之源在于说唱艺术。
   
   其次,包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由「神化」而「圣化」。在元代的包公戏里,包公直接出入阴阳两界的情节还不多见,而且在包公审理案件的时候,总是要提到朝廷皇帝的权威,或者是批准、或者是追认包公的判决。但是到了晚清民国时代的包公戏剧目里,包公能够自由来往阴阳两界,甚至可以将阎王殿玩法的判官判处死刑(《铡判官》)。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演出的剧目里,包公的执法权力已是没有了边际,哪怕是处死皇亲国戚也不用报请皇帝批准(《铡美案》),包公俨然已成为神圣法律的化身。这个由「神化」进而「圣化」的过程,反映出社会观念的发展。
   
   再次,戏剧故事中的推理破案情节越来越淡薄。明清的包公戏剧目中推理破案的故事已不多见,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包公戏剧目基本上都是情感戏。尽管推理破案的情节在原来的说唱艺术以及根据说唱艺术改编的小说中占的比重相当大,可是在改编成戏剧时,包公破案都是极其直截了当,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推理过程,直接就断定是非曲直。剧作者将原来故事中有关破案情节基本剪裁一凈,应该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中国剧场效应的结果。晚清民国时期的戏曲演出场所往往比较嘈杂,并不刻意营造观众深入剧情的环境,剧情推进也较为松散,不适合进行推理破案的情节交代。观众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情感得到释放、获得满足感的结果,至于这个结果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法律,实际上并不重要。
   
   (二)“包拯”与“救星”、“铡刀”与“严打”
   
   1、“包拯”与毛泽东的 “救星”
   
   说来也怪,“包拯”这个名字似乎含有“包吃包住包工作包你得拯救”的意思。这样一来,“包拯”起步含有了“救星”的意思?
   
   2、包拯的“铡刀”与邓小平的“严打”
   
   从清中期《三侠五义》流传开来后,被编出各种戏曲进行演绎,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包公戏。在包公戏里,有个重要的道具就是包公那三口铡刀。这是包公戏的符号,如京剧《花蝴蝶》(《盗御马》)一开场,包公上场自表:“铜锣开道人呐喊,谁人不知包青天。我身边随带着张龙、赵虎、王朝和马汉,三口铜铡神鬼寒。”
   
   包公戏总是以“开铡”这一声怒吼而进入剧情高潮,于是很多戏曲直接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戏曲就有“四大铡”,即《铡包勉》、《铡美案》、《铡国舅》、《铡郭槐》四个经典剧目。
   
   铡刀本是养马工具
   
   其实,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刑具。先秦到宋代,从来没有铡刀行刑的记载。秦汉时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体俯身趴在“案板”上,用斧子砍断罪人身躯。因此有“斧”连称代表死刑的说法。隋朝确定五刑制度,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是以刀斩首;绞,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脖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以后唐、宋两代都基本沿袭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绞,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才特设“凌迟处死”。因此在包公所处的北宋,是没有铡刀刑具的。实际上,“铡”这个字也是很晚才出现的。东汉的《说文解字》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是极难寻找。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字右边部分“则”,按照《说文解字》,“等画(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明代学者梅膺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解释“铡”字,“铡草也”。可见铡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元杂剧中出现“势剑铜铡”
   
   在元代杂剧里,如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包公请求审理疑案的全权,于是上级赵廉访答应,“与你势剑铜铡,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无名氏《叮叮当当盆儿鬼》,“俺则见狠公吏把荆杖挝,恶曹司将文卷押,两边厢摆列着势剑铜铡,中间里端坐个象简乌纱”。
   
   尽管元杂剧里有这么多铜铡的情节,可是在元代法律里却并没有铜铡刑具,也没有腰斩死刑。很可能是因为元代权豪横行不法,使用铡刀私自用刑,以至于在社会上留下这样的印象,并被编入杂剧。
   
   明朝成化年间(1471-1478)刊行的《说唱词话》,有六个包公故事,但没有一处提到铡刀。后来安遇时编纂的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将所有有关包公的传奇“一网打尽”,也并没有提到这个“势剑铜铡”。
   
   《三侠五义》里出现包公的三口铜铡
   
   到了清代,石玉昆的《三侠五义》里,出现了包公的三口铜铡。在《三侠五义》第九回《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说是包公被宋仁宗封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宋仁宗“又赏了御札三道”。包公暗示师爷公孙策,以“札”字当“铡”字,设计出龙、虎、狗三口铜铡。包公第二天向宋仁宗展示,奏请“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级行法”,宋仁宗居然“龙颜大喜,称羡包公“奇才巧思”。
   
   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还仔细描写了铡刀行刑的细节:“……只见马汉早将他丢翻在地。四名衙役过来,与他口内衔了木嚼,剥去衣服,将芦席铺放,立刻卷起,用草绳束了三道。张龙、赵虎二人将他抬起,走至铡前,放入铡口,两头平均。此时马汉、王朝黑面向里,左手执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瞅座上。包公将袍袖一拂,虎项一扭,口说‘行刑’二字。王朝将彪躯一纵,两膀用力,只听咔喳一声,将恶贼登时腰斩,分为两头一边齐的两段。”
   
   而《三侠五义》是很多近代戏曲故事的源头,三口铡刀也就越传越神,“深入人心”了。
   
   三口铡刀溯源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开封府特制刑具的称呼。但是,一般人却不知,三口铡刀的真正出处是自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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