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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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革命,中国已经别无道路

   
   
   滕彪在中国研究院第17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志士仁人就啓动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共一度加入这一争取宪政民主的潮流,占据旗手位置,将旗帜举得最高。不料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後,毛泽东猝然中断了这一进程,倒行逆施,达到极权的顶峰,直到他辞世、“文革”结束之後,宪政呼声才再次在朝野高涨,中国进入後极权时代,缓慢地向宪政民主转型。然而,“红二代”习近平上台之後,再次中断这一进程,大有重返极权的迹象,引起海内外广泛的担心。


   
   2015年5月5日,中国研究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的教授、律师和学者,就中国宪政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甚至是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辩。《内幕》记者苏文森、高伐林根据录音整理发言,并经发言者订正,现全文刊载如下。
   
   
   滕彪(中国维权律师):
   
   除了革命,中国已经别无道路
   
   中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给它贴一个什麽标签?肯定不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之後又有“後极权”、“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还有“权贵资本主义”、“黑帮资本主义”等等,都不太准确。现在有很多人用“新极权主义”,但这也不是习近平上台之後的事,十年前徐贲的文章就用“新极权主义”。
   
   中国跟东欧、跟从前的台湾,跟很多威权国家和前共产国家都不一样,现在它有很多新的东西,除了人口、面积、经济、历史的因素,还有了互联网和全球化的背景。虽然都是共产党,但是中共比什麽苏共、捷共、德共欠的血债都更多,还有西藏、新疆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的一党专制,就构成了中国当下制度的特殊性。所以要正确地去认识整个体制,认识到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个是我们考虑中国很多问题的一个前提。
   
   刚才刘路提到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也不对,中国有“市场经济”,但是它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欧盟从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简单说,没有司法独立,怎麽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市场?虽然表面上中国经济上发展这麽快、这麽强大,但是实际上,生态环境的问题,特权垄断、官商勾结、贫富悬殊、极度缺乏人权等,这个经济,它是一个抢夺式的“市场”。
   
   从周永康到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大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的资产;中国还有两亿人没有达到联合国的贫困线水平以上,所以它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接下来就是转型,就是中国怎麽样民主化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麽事情,或者期待什麽事情?
   
   
   滕彪博士。
   
   廖家安兄提到王天成的《大转型》,我觉得他那个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他也批评了张博树老师和其他包括刘军宁等很多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渐进主义思路。
   
   我觉得,包括“法治先行论”、“公民社会发育论”、“党内民主论”,包括王力雄的“递进民主论”,包括“中产阶级壮大”等等,论者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共产党主导下,整个大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推动民主:先落实党内民主,然後再推动整个的宪政民主,然後慢慢来,等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得很强大,那个时候就会顺利转型,就不会出现“打江山坐江山”,像过去中国朝代更迭那样的东西,不会上来一个新的毛泽东。
   
   王天成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看得很清楚,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整个胡时代就已经相当清楚:除了革命没有别的路。共产党不可能主导宪政转型,不可能通过搞党内民主然後再扩展到党外,然後让你公民社会再迅速发展、健康发育,然後壮大成可以挑战共产党的力量、能跟中共一起坐在圆桌上谈判的力量。不可能让你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共也不可能主导渐进民主,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那麽剩下的,就只有宪政革命一条路。
   
   刚才军涛说的“大规模抗议浪潮”,转型最好的可能性,就是在大规模和平的群众抗议之下,导致一党制在危机中瓦解。坏的情况,可能不堪设想,包括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巨大的混乱、极其血腥的内战。对中国现实来说,这种可能性还不小,转型可能是极其不顺利的。但是除了革命,没有别的道路。
   
   不清算对历史无法交代
   
   我也顺便讨论一下胡平先生和冯胜平先生的争议。冯先生说最希望“不破局”的情况下来推动中国的转型,这是不可能的,你希望“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上层不杀人”,我们要有能力去制约他;“下层不革命”,不是我们想不想革命,不是我们号召大家不革命大家就不革命了,革命不是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教授呼吁不要革命、要改良、要慢慢来,大家就不革命了。革命到时候来了,任何人都挡不住。像陈胜吴广那样面临的情况是,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你让他“不革命”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再就是共产党的血债清算的问题。一些人说要宽恕、不能清算,不能去讲共产党的历史罪行,要让他们没有後顾之忧,从而清除主动转型的障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受害者,不能回国、坐监狱、受酷刑呀等等,还有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受害者,像法轮功、“六四”、“文革”、宗教信徒、访民、藏民、维族等等大量受迫害的群体,不可能轻描淡写地说我们不要去给共产党“施加压力”,一“施加压力”中共就不转型了──我们有这个资格吗?这理由又是多麽脆弱?
   
   清算和审判是最基本的正义要求,怎麽可能不清算?他们杀了那麽多人,把学生压成肉饼,说“过去就过去了”,当作没发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但要清算,而且要认认真真地清算,挖掘真相,分清责任,依据正义原则予以审判。包括在海外的不义之财,一定要清算。
   清算并不是复仇,更不是滥杀,清算要有一定的法律、一定的程序正义、一定的原则,当然也要考虑政治上转型的成本。但是不清算是不可能的。中共犯的罪行比任何别的专制政权犯的罪行都要大得多,你如果不清算,恐怕会失去民心,对历史更无法交代。
   还有一种批评:“你把共产党赶下台就是为了让自己上台”,这种批评也是不成立的。为什麽胡平不能当总统啊?为什麽刘晓波不能上台呀?都不想上台,民运人士几十年折腾什麽呢?应该大大方方地说我们要上台,要通过选举、通过投票上台。
   
   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制度,通过自由的定期选举选出上台的政党、总统和议员。时代已经不同了,上台的人继续做独裁者的梦,已经很不现实了,统治不可能长久。“把共产党赶下台就是为了让自己上台”,共产党就用这个理由来镇压反对者,只有它能搞政治,别人都不许搞,它搞就是“伟大”“光荣”“正确”,别人搞就是“阴谋”“罪恶”“肮脏”,这强盗逻辑也该歇歇了!
(2016/10/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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