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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步满清灭亡的后尘

2016-10-18

   

   习近平的这四年,只是在挖空心思地做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个人和共党的极权主义统治推向了最高阶段。

   百年前,共党的祖师爷列宁曾写了一本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书,阐述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必将灭亡的论断,成为共党革命运动中的理论和必读之书。但是由于列宁错误地把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态当做政治制度去分析、去批判,所以它的理论不能成立,预言也成了放空炮。

   然而,当专制主义者们研究了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不断地改朝换代的经验教训后,并不认为专制政体已经走进了死路而且灭亡在即,反而研究出了把专制主义推向最高阶段的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统治。这种灭人性、顺天意的残忍主义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就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基督教和专制者们。基督教利用了它无处不在的教会的传教士的讲道、传经,帮助了把专制的权力延伸到了每个角落的每个人。

   但是人毕竟是人。当人们觉醒了自己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时,人本便取代了神本,使得持续了近千年的极权主义统治土崩瓦解。从那以后的四、五百年直到现在,人民变聪明了,但是极权专制者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它们失去的天堂。民主主义的革命与专制极权主义的复辟的较量,至今仍在激烈的斗争中。

   读一点欧洲近三百年的历史,不难了解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人民,是如何地以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次次地击败专制的反攻和复辟,同时还不时地再次沦陷于专制极权的复辟中。1917年俄罗斯的二月革命的成功,仅八个月后就被列宁的共产革命推翻,使苏联人民沦陷于共产教与专制权力复辟合一的复辟统治下七十年之久。再看看我们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的政体,实现了民主共和的国统,又以三民主义和五权法实现了中华民国的法统。

   在适逢乱世的三十八年内战,反复辟势力的斗争和日寇侵华的抗击,最后还是败在了共党的共产革命的极权主义复辟势力下,让中国人尝到了六十多年从未经历过的极权统治。尽管共党个个不学无术,但它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文化中,是没有可统治人们的心灵的宗教的。儒、释、道三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基于人本为出发点,而不是神本这条路。但为了实行极权主义统治,没有神,共党可以造神;没有宗教,共党可以借来宗教。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宗教,是革命的宗教”的话。

   树立马主义为宗教,甚至写进宪法中的四个坚持之一,这就是把从外国搬来的一个极不成熟的哲学观点捧为至上的真理。于是定为国教,为的是对中国人实行灵与肉的极权统治。反动的复辟势力既凶恶,又愚蠢。为了达到用马主义给人民洗脑的目的,就不得不大批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把知识人士列为敌对阶层。罢黜百家、独尊马教似乎还不够,毛泽东又发明出个它自己的思想,邓小平又弄出个改革的理论,江泽民也发明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也不甘示弱,也弄出个保鲜,八耻八荣的东西来。估计习近平是不具备编出个理论的能力,尽管前言不搭后语,也非要弄出个习语录。

   前利比亚的疯子卡扎菲也出了本语录,利比亚人民曾几乎人手一本。极权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特权,也算是煞费了苦心,但到头来还是被读它们的语录的人民打死了。马克思在它的论述中有一句是:“纵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史学家和真主的哲学家的一致的定论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这个定论就清楚地告诉了人民,正是因为皇权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剥夺人们的自由权,导致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

   革命对于争取自由的人们来说,永远是具有积极、进步和走向文明的正确意义的名词。但对于专制极权复辟势力来说,革命也是它们使用的词,只不过打上了好听的名堂而已。太平天国打出了上帝教,以“天下兄弟姐妹都应平等”的号召发动革命。其革命尚未成功,从天王到各王再到天国的所有官吏,都以贪腐、榨取民财、享受特权到了极致。义和团运动打出了“扶清灭洋”的革命口号,灭洋教、烧使馆、杀洋人,甚至连中国信徒也杀。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京,清政府赔款四亿両白银了结。

   袁世凯做皇帝是打算革民主共和的命。袁死后的军阀混战,大者是为了入主北京复辟专制,小者是为了保住地盘,施行个人专制。他们打出来的旗号都好得很,不是护国就是护法,在民主共和的国统下都是革命的口号,然而其实质都是政治制度复辟势力在革民主共和的命。共党打出的共产革命的成功,彻底颠覆了中国大陆民主共和的国统和法统,不仅复辟了专制主义统治,而且实行了专制主义最高阶段的极权主义统治。

   凡是与民意背道而驰的主义,都已走到了灭亡的最后完结的阶段。为了自救,也逼不得已地做一些改革的举措。要注意的是改革不是革命,而是改错。或说得好听一些是改良。改良的内容无非是三点:

   一,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不能变;

   二,在极权制度下实行一些宽松的仁政;

   三,在严厉的经济掌控中做出一些让利于民的动作。

   在这三点措施之外的附加动作,则是不改口地大肆宣传改革。其目的不过是欺骗国民,同时让国民对这个政权不断抱有希望。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专制极权政权释放出的改革改良的空气,不过是在推迟和延缓全民大革命的到来,同时也在想办法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权。

   清王朝曾将力主改良、实则是保皇的康有为们,从体制外拉进了体制内做官。共党也有样学样地做了。这十几、二十年犬儒们、体制的专家们、愤青愤老们、以及不断扩大的捂毛篾片们,几乎掌控了舆论和话语权,为垂死挣扎的共党造势喊好。

   2001年江泽民在美国对媒体宣布,“中国人素质太差”,所以不能实行政治改革。1903年康有为说,中国人是“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此“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章太炎先生立即公开驳斥,“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

   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时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过才十来个的情形下,清王朝灭亡了,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时至今日,普世的理念随着现代的通讯技术传遍世界各地,而且民主国家的数量已增至一百一十多个了。曾经建立过民主共和的中国人,却仍然趴在地上,被极权的脚踩在头上,还在希望、祈求、恳求、哀求共党进行政治改良。

   如此看来,最后落得可耻下场的康党,至少在变法、改良上做出了些许成绩。西太后在变法一事上的四个条件是:一,大清的统治不能变;二,祖宗的家法不能变;三,三纲五常不能变;四,她的垂帘听政不能变。在越来越危机的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最后西太后不得不口头答应了君主立宪,同时取消了祖宗的家法不能变这一条。

   显然,比起西太后,共党更加冥顽不灵,四个坚持仍在宪法中。稍有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前面加上了“特色”两个字。且无论什么主义,路线、道路,乃至纲常名教,其基本纲领都必须符合民权和民生这两个大题目。

   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这次革命除了祛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1906年4月28日的《民报》中说,“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吾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

   再去看看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法法都是把民权、民生摆在了首要的位置,并在重要的条款后面加上了“永矢咸尊”这句话。意思是不但必须遵守,而且不可改动。

   对比共党政权这六十多年的一贯所作所为,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六十多年的执政结果,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由此也可以证明,共党发动的农民运动、农民造反、农民革命,虽然被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革命的美名,但仍然摆脱不掉传统的农民革命侥幸成功的性质,就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反复循环。新政权的新面貌之下,依然是专制极权制度的本性。相对来说,上一代或两代的参与过共产革命的中国人,犯下了错把专制当民主和错把共党复辟专制制度当做革命的巨大错误。

   毛泽东在1953年曾说:“只要有百分之三十的中国人支持我们,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在毛当政的二十七年,经历了几近二十场腥风血雨的运动,毛共的支持者也就只剩下无知无识的红暴徒和愤青愤老们了。邓小平的改革,其实质是保政权,是保卫体制的既得利益。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防止或推迟国民的民主革命的爆发。

   共党改革了三十多年,满清政府改革了四十多年,但两场为了自保的改革的后果却是惊人地相同。例如“用人维亲,冗工滥食,营私舞弊;大者偷工减料,小者束手闲处,糜饷玩公,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一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而资本已亏。上下相欺,对上以伪饰为能,以敷衍为工,以趋避委卸为巧。对下则以欺吓为主,无复有诚意相与者。重税盘剥有增无减,民间之困苦流离,殊有不可终日之势。”

   这段对百年前的改革的记录,与共党的腐败糜烂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更有惊人之处的是。两个政权面对国内民愤激昂的情形下,明知民意已不可挽回了,便转向了国际间去寻求支持和援助。西太后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的上谕,即有了今天习近平把几千亿美元的全民财产,在国际社会大肆挥洒以图买好的做法。

   现时习近平的全部所为,就是把即将灭亡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推向最高阶段。这已是绝望中的最后的手段了。而这个极致的手段的结果,就是逼出全民大革命。共党得罪的是全体国民。我们不妨把这场革命,称作是继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大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国民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再造民主共和,扫荡一切专制极权,以及共产的残渣余孽,还我民族、民权、民生的权利和自由。

   最后,本人不得不再次的重复:千万不要把民主共和的期望寄托在共党内的某个人的身上。康党的“皇上圣明”的陈词滥调,已使他身败名裂了,何况专制极权的皇上们永远不会圣明。同时,永远不必担心是否有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来指挥这场革命。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思想、行动的组织、策划和领导者。

   抛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地方主义、行会团体主义等等想法,以人本的个人主义对人权、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出发点,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去采取自己的行动方式,加入这场国民革命。毫无疑问,每个国民都会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学到新东西,并得到锻炼,于是自然而然地会涌现出众多的智勇之士和杰出的人才。必定更会出现众望所归、众心所服的人物。必须相信,真正的贤德后彦们就在民间。其实每个个人的自身,就带有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和本质。同时,英雄的精神在每个个人的行动中,都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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