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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老狼自述

自序:巴山老狼自述

   自老狼把《铁血中共:1921—2008》一书发表在海外《博讯》网站的个人博客上后,(发表在《万维》网站上的是以《红朝演义:1921—2008》为书名)在高点击率之下,也有读者致信老狼:你写出了这样一本书,莫非是因你或你的上辈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对这样的疑问,老狼只有淡然一笑。如果照这位读者的逻辑来推断,共产党六十七年对中国的统治,受到迫害的中国人达数亿之多!其中迫害致死的达八千万之巨!似乎他们的后代才会写出类似《铁血中共》、《红朝演义》的书来。可是今天中国受到共产党迫害者和他们的后人写书揭露共产党罪恶统治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些受到共产党迫害者以“母亲打儿子,儿子不应该记仇,应该爱母亲”之荒唐比喻在大肆宣传共产党统治的好处和一贯正确。为独裁专制大唱赞歌。这一批人以年轻时遭受共产党惨烈迫害,到八十年代又四处讲演宣传共产党好处的曲啸先生为代表。

   而老狼的家庭从祖父起的三代人中没有一个受到共产党迫害者。如果按照个别读者的逻辑来判断,老狼应该天天为共产党唱赞歌才是。之所以没有唱赞歌,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然人,老狼天生了一个大脑,这个大脑是有思想的权利,老狼写出《铁血中共》或《红朝演义》的一书,是老狼五十多年来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目睹种种中国之现状后,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认真思考的结果。与受到“共产党迫害”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现实摆在那里,只要你是个正常的、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会发出“十万个为什么?”的疑问。只是有的人发出疑问后不再深究。而老狼把自己的疑问用文字的方式写了出来。并发表在海外网站的博客上。

   为了让广大的读者了解巴山老狼的更多情况,老狼想到应该写一篇《自述》之类的文章,向关心我、支持我、反对我的所有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的祖父是重庆巴县曾家场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据父亲说,祖父从小父母双亡,一个字不识。祖父的父母葬在什么地方,父亲一辈的兄弟姊妹都不知道。祖父很小被一好心的地主婆收养,为地主家中做事。一直到三十六岁时才结婚成家。我的祖母与祖父结婚时只有十八岁。祖父祖母一生育有五子二女。其中一子幼年夭亡。祖父一生勤劳节俭,临到共产党掌权之前,已经六十多岁的祖父居然买了几亩田地。共产党坐天下后,祖父定的阶级成份是“下中农”。成了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在共产党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祖父解放前买了土地,曾被打成“漏划中农”受到过打击。不过一个没有一点文化、只会种地、且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祖父对社会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的威胁。所以祖父的“漏划中农”问题也没受到深究,得以安享晚年。我的祖父一九七七年以九十四岁的高龄辞世。在此前几年,我的祖母因摔伤而离世。

   我的父亲是一个头脑很聪明、天性善良、没有心机、情商低的老实人。父亲这几点在我的身上都有遗传。父亲读了几年旧学、从不会独立思考、轻信毛泽东和共产党、工作严谨。不会独立思考使他能平安地从毛泽东那个罪恶的时代里活着走出来。

   一九四八年,我的祖父将一生的积蓄交给我的伯父,到重庆市开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年仅十三岁的父亲跟随伯父一起艰难打拼。他们起早探黑没日没夜地干。刚刚有了起色。共产党掌权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掌权,以我伯父、父亲的勤劳、智慧,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成为千万、亿万富翁。随后这个小小印刷厂被共产党公私合营。几年后,公私合营变成了国营。伯父在这个厂工作直到退休。我的父亲因年龄小,没留在印刷厂。几年后被召进了国营四川煤矿第三建井公司。我父亲在工作单位上二十九岁升到财务科长。在科长任上干到四十八岁升到了财务处长。在财务处长任上直到退休。父亲那一代人的廉洁是有目共睹的。现在一个财务处长少说也有几百上千万的资财。而我的父亲除分配的一套住房外,积蓄极少。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家中随时板着脸,极少在儿女面前有笑脸。就象儿女们借了他的谷子还了糠一样。平时没事从不与儿女进行语言的交流。经常为小事或不相干的事在儿女面前发无名大火并打骂儿女。我从小面对严肃而易怒的父亲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的父亲甚至在儿女面前表现出很自私的本性:只顾自己,不顾儿女。我父亲从小对我打骂是常事。甚至我二十七岁结婚后还挨父亲打。

   我的父亲是个老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洗脑几十年后变成不顾亲情、不通人性、顽固、幼稚、僵化的人。还好,父亲不知道我写了这么多的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文章。如果知道了,以父亲对共产党的忠诚,和胆小怕事、害怕被株连的心态,肯定会大义灭亲,主动向共产党举报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限。我如果被共产党处死,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肯定会在我的尸体上踹上几脚!

   我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曾经读过旧学。有时听母亲念书信什么的,完全是旧式学校朗读课文的语气,如同唱歌。特别的好听。母亲性情急躁,对儿女动辄打骂。母亲有时说话很有幽默感。老狼文章中有幽默感的文字来自于母亲的基因。天下所有母亲都爱唠叨,我母亲也不例外。这让人心烦。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儿女的幸福就是母亲幸福的全部!可惜的是我天性情商太低。母亲在世时,我完全不明事理,不会体谅母亲的心。因我人生道路坎坷,母亲为我操了无数的心。应该操的心和不应该操的心母亲全都操碎了。而我又很少让母亲顺过心。我的母亲于一九九六年初脑溢血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回忆往事,总感觉欠母亲的太多!但愿天下的儿女们在母亲活着时尽到一个儿女的孝心。让世界上最爱你的母亲健康、幸福、快乐!

   顺便提一下的是在重庆市唱红打黑运动中被薄熙来处死的原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是我祖母的亲侄孙。文强当年下乡时就在我祖父祖母所在的生产队。据我父亲说,当年他每次回家探望祖父祖母时,祖母就对文强说:“文强,你四舅(我的父亲文强喊“四舅”)回来了,过来喝两杯。”文强下乡时我的三伯父邱万福是生产队长,对文强很是照顾。可是文强后来发迹后,从来没有对当年照顾过他的亲戚有什么回报。甚至怕亲戚朋友找上门麻烦,与其断绝来往。文强出事那年,我父亲说了句:“文强这人就是该死,六亲不认。当年我每次回乡都约他来喝酒,可他当官后再也没认过我这个四舅。他经常出差到成都,没来看我一次,家中几百瓶好酒,都没说给我这个四舅提一瓶来。”至于老狼与文强这个表兄弟从没打过一次照面。更别说其他什么的了。不过老狼认为文强死得太冤。贪那么一点钱就处死太过分了。比文强贪污多了几百倍的都没死凭什么文强就处死?薄熙来想立威,非得杀人不可吗?

   老狼儿童时期的记忆不多。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九六二年,七岁的我,因吃饭时吐胡豆壳被父亲一顿暴打。父亲一边打我,一边要我将吐在地上的胡豆壳捡起来吃了。父亲狂殴我的理由是:现在好多地方饿死了人,你有胡豆吃就不错了,还敢吐壳???

   也是在一九六二年,老狼经历了第一次生、死大关:七岁的我,掉进河中,被洪水冲了七、八百米远还没沉下去,被我家邻居杨雨群大哥从洪水中救起时已经昏迷不醒。住院三天后才醒来。二○一五年二月,老狼退休后专程到杨雨群大哥所在的合川县肖家镇农村家中看望了他。

   人生的少年时代是充满幻想的时代。老狼少年时也有理想,有幻想。当时最爱看的业余书籍是《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爱科学》。看了这些书,少年时代的我有了一个理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做一个科学家,去探索自然、宇宙的奥秘。老狼少年时代的理想和幻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读书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后来的电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两名。且从不偏科。数、理、化、语文、英语成绩都很好。换在今天用时髦的话说:老狼是学霸!只可惜毛泽东发动的一场罪恶的文革毁掉了老狼的科学家美梦。

   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那样深深地刻在脑海中。老狼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家庭的贫穷。

   当年我的父亲是单位的财务科长。但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当年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父亲一九五六年工作。当科长没长一分钱工资。再就是工人的工资比机关干部高!我的母亲没有工作,我有一个姐、两个弟。全家六个人就靠父亲这微薄的收入度日。人均不到八元!我的父亲还时不时地要接济在乡下的我的祖父祖母!日子过得之艰难可想而知!从我有记忆的八、九岁开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新裤子!十多岁时穿的是母亲的旧衣服。长高了后,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旧裤子,且衣服和裤子上补了很多的疤!而且大疤上面还有小疤!衣服的疤主要在两肩上,袖肘上。裤子的疤在双膝、屁股上。冬天的棉衣、棉裤都是母亲旧的。好在穿在里面没人看见。再小也没关系。一直到十八岁那年父亲才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从我有记忆开始,春、夏、秋三季我都打赤脚。当年初中、高中的同学都叫我“赤脚大仙”。到了冬天只有一双胶鞋。连袜子也没有穿过。胶鞋穿脏了洗后放在火上烤干又穿。记得一九六八年冬天,我鞋子洗后没干,我打一双赤脚出去割草卖。那天把我冷得浑身发抖,双脚冻得红肿了。吃的就不必说了。一年到头只有过年能吃上肉。其余的日子都不知肉是什么滋味。一九六八年,父亲在珙县工作。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荣昌县艰难度日。那年母亲带着我们养了一头猪。年底杀了约有五十斤肉。我记得只在过年时吃了几顿肉,年一过再没吃肉了。因为母亲说:爸爸一个人养活全家人辛苦,肉留着让父亲吃。一九六九年,我父亲常从珙县回荣昌家中。父亲回家,母亲就煮一块猪肉。饭桌上,父亲一个人吃肉吃得津津有味,四个儿女在一边眼馋得要命,我当时闻到肉味清口水长流。但母亲不准四个儿女吃。母亲自己也不吃,父亲也不叫儿女吃。当时那种场面至今想起来都不是滋味。直到那头猪的肉剩到最后一块时,父亲回过神来,主动给四个儿女一人碗中夹了两片。一九七二年,我家从荣昌搬到达县,路途中专门到綦江县我舅舅家。舅舅一看到我,就大声吵我父亲:“国权都是大小伙子了,怎么打个光脚片子?”随后舅舅带我上街给我买了一双新的塑料凉鞋。我全家到了达县后,我父亲就把我的新的塑料凉鞋拿去他穿。把他自己的一双很烂的凉鞋给了我。或许是我没有穿鞋子的命。父亲的烂凉鞋在我脚上只穿了几天就掉进了河里。我只有光着脚丫直到冬天来临。父亲在儿女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不完全是他的错,与毛泽东时代虐民、残民、害民的政策导致民众和父亲的极端贫穷有关。也是这一次搬家,从荣昌县坐火车到重庆时,身为单位财务科长的父亲居然没有钱给我买三元钱的火车票!为了逃票,上火车前父亲反复叮嘱我:“如果被逮住了,什么话也不要说。找机会逃出车站。记住到重庆伯父家的路。出车站就问路,先到两路口,再到七星冈,再到和平路159号就是伯父家。”出站时父亲想蒙混过关,我走在父亲前面,到了检票口,检票员把我档住,父亲在我身后使劲把我往外推,并把他的票在检票员面前晃。但检票员不理睬我父亲,死死把我拉住不准我出站,我父亲票没检就出了站,我被带到一边被检票员盘问良久。我红着脸低头一言发。我的父亲和母亲焦急地在车站外面等我。十几分钟后,父亲急中生智,因他票没检就出站,父亲就在车站外拿着票大喊我的名字,我在站内答应着。父亲隔着栏杆对我大骂:“你死到哪里去了,人都找不到,你的车票在这里。”父亲在站外把票递给检票员。检票员才放我出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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