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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國家新加坡的建國之路



鄺健銘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等
   

   2016/10/11
   
   
   自 1960 年代起,新加坡現代化的一個特點,是沒有否定英治時期的一切,甚至繼承了好些發展策略、制度與政策。這當中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新加坡先建國,然後「新加坡人」才被建構,這既頗有「存在先於本質」的況味,亦反映對開國精英而言,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是「人工國家」(artificial state)。
   
   正如李光耀在 1961 年所說,新加坡的人,「沒有共同的種族、語言、歷史與政治制度……獨立先於建國所需要元素的生成」。這是新加坡建國重要的前設──正因為新加坡是人工國家,它既因為欠缺穩固基礎而顯得脆弱,亦說明對建國精英而言,新加坡要自立於世上,急需滿足國民的物質生活條件。
   
   1961 年國慶日,李光耀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在此當中,人們會因工廠製造愈來愈多便利生活的東西,而日子過得更好……諗詩寫作是文明社會的重要元素,但同樣重要的,是螺絲與車床的轉動,它們能夠起動我們的現代世界。」這種物質生活先於一切的想法,形塑了新加坡的 5C 文化(1. Cash ; 2. Car ; 3. Credit Card ; 4. Condominium ; 5. Country Club,這都反映物質與消費至上的世界觀),到今天,這仍然是新加坡實用主義重要的前提。
   
   新加坡國父們,不少都曾在英國接受教育,例如李光耀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法律,吳慶瑞(Goh Keng Swee)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三人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視英國制度為現代化楷模。按 C. J. Wee Wan-ling 的說法,李光耀著眼於上述「機械」與「工業」的現代化,其一大目標是趕上甚至超越白人水平。
   
   星、馬分家之後的 1966 年,吳慶瑞在演說中指,英國殖民統治者為馬來群島開展了初段現代化,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得以走過當中的陣痛。拉惹勒南則在 1972 年演說中解釋,新加坡沒有走上滅亡之路的原因,是得力於執政黨著眼未來的政策、「將新加坡轉化成一種新型城市──環球城市(Global City)……擁抱世界(world-embracing)的城市」。這種視世界為腹地的國家發展方針,一直沿用至今。
   

現代化史觀的政治計算

   
   新加坡國父們建國階段先著眼未來,是因為顧慮新加坡多種族的背景,故此他們希望以共有的現代物質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平等機會,淡化種族差異,建構「新加坡人」意識。有歷史學家留意到,拉惹勒南視萊佛士到來新加坡、開放港口、吸引移民為新加坡歷史的開端,並視之為「歷史的正確使用方法」(proper use of history),其一大用意是令民眾聚焦自殖民時代開展的轉口港經濟發展,避免探討各族群在新加坡的歷史地位、觸發新加坡內外潛在與充滿血腥的種族衝突。
   
   事實上,拉惹勒南曾以香港為例,解釋人民行動黨為何視萊佛士為國家記憶一部分、不隨便拒絕承認過去。對他而言,以「一國兩制」方式移交主權的香港,是「務實政治」的參考案例,因為這表明,鄧小平與其同僚已離棄對「帝國主義過去」「充滿孩子氣的口號」(infantile slogans),轉而更成熟地「運用想像力與具智慧地利用殖民地的過去」(Learn to use the imperial past wisely and imaginatively)。
   
   這種經小心政治計算與剪裁的新加坡現代化史觀,可見於新加坡政府出版的刊物《事實與數據》(Facts and Figures )。星、馬分家前的 1964年,刊物僅列出新加坡歷史中的大事回顧,且從 1819 年萊佛士開埠新加坡開始舉列;在此之後的大事,焦點都放在新加坡治理架構的轉變,例如 1826 年與檳城、馬六甲合併成為海峽殖民地、1867 年海峽殖民地歸由英國殖民地部管理。
   
   分家後的 1967 年,新加坡的歷史書寫變得更詳細,不再限於大事年紀形式。內文提到,「現代新加坡」誕生於 1819 年。新加坡的戰略位置、自由港政策與生產,令其經濟與貿易得以在開埠後頭 40 年極速增長。20 世紀初,新加坡已成區域金融、市場推廣與經濟活動組織中心。這裡所描繪英屬新加坡身分,都只集中於經濟而非文化層面,這與新加坡建國精英立國初期的未來發展願景很一致。
   
   差不多十年後的 1976 年,刊物如此陳述新加坡的歷史:「因著政治與勞動力的穩定,新加坡的力量與影響力範圍持續增長。她在商業、通訊與金融的領先地位得到鞏固,她的製品也令人印象深刻地進入了世界市場。就如 1823 年萊佛士所預期那樣,新加坡成為東方的商業中心與驕傲。」
   

延續英殖政策 推動現代化

   
   換句話說,從官方論述看,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其實是透過延續英帝國時代的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政策連接世界,而萊佛士就是這些政策的始創與奠基者。是以,今天新加坡的國家歷史教科書書寫英治時代時,都著重兩點:新加坡的經濟貿易如何因而蓬勃、使之繁榮、吸引移民到來謀生,以及新加坡如何面向與連結世界。〔⋯⋯〕
   
   在這個經濟發展方針下,強有力的政府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温斯敏博士(Dr. Albert Winsemius)認為需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控制工資、善用外資推動經濟發展。吳慶瑞在 1967 年說,政府需要強勢、有效率才能達致政治穩定。新加坡政府建立強勢領導的方法,包括:1966 年法案規定,如未經既定程序,罷工即屬違法;1968 年法案針對先導工業,規定頭五年運作內,工會集體談判權被廢除;1966 年的收回土地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政府得以透過低於市價收回土地,發展合乎「公眾利益」的項目。
   
   強勢政府治理之下,新加坡的空間規劃與發展,從兩方面配合其現代化藍圖:第一、採用西方規劃,方便外國企業投資;第二、使全國城市面貌整齊劃一,令各族群更易有共同生活經歷與記憶,這既有標準化財政森林外貌、方便管理的意味,也多少解釋了為何新加坡的組屋都以數字標示。
   
   發展初期,新加坡也有尋求聯合國的城市規劃支援。在 1963 年聯合國報告《新加坡城市更新與成長》(Growth and Urban Renewal in Singapore )的基礎上,新加坡政府的規劃重點,並非放在保育、保存過去文化與痕跡,而是著眼未來、大膽進行現代化更新、作為新加坡的新開始。用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as)的話說,「整個新加坡變成了一個新市鎮」。 庫哈斯總結新加坡的規劃思維的兩個關鍵詞,就是「權力」(authority)與「工具思維」(instrumental vision)。這自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很有第三章所說的柯比意(Le Corbusier)風格──城市邁向現代化所面對的問題,都能夠靠規劃精英的技術解決。
   
   為了確保新加坡更能迎合世界需要、成為國際大都會,新加坡政府放棄使用英國人 1955 年城鄉二分的殖民地規劃,而使用 1963 年聯合國更接近美國城市更新思維的規劃建議。2001 年,文化評論人沙達(Ziauddin Sardar)到訪新加坡之後,有這種觀感:「成功意味移植全球化(在新加坡這似乎是指美國化)的處事方式、規矩與價值……結果,內化環球身分,意味原本存在的事物都需被移走……新加坡文化必須成為代用品,就好像那些被翻新過的店屋(shophouse)那樣。本地建築就如古色古香的背景板。當你全球化所有事物,你得到的,就是新加坡」。
   
   C. J. Wee Wan-ling 提出頗為有趣的一點:在往後的官方新加坡故事中,新加坡民眾都是被動的配角,焦點都放在執政黨政府如何帶領新加坡步向成功。外國學者曾問,為何新加坡學者乃至新加坡人,都如此著迷於強勢國家(strong state)?事實上,至 1970 年代,新加坡執政黨以「社會民主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政治理念自居、在 1966 年受邀加入「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確立政治認受性、防止左翼政黨社陣東山再起。
   
   但因為政府過於強勢,1976 年,荷蘭工黨建議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逐出「社會主義國際」,理由是新加坡雖然實現了經濟奇蹟,但政府採用的是極權手法,包括不經聆訊的拘留(detention without trial)、一黨專政、鎮壓工會運動、控制媒體等;有見於「新加坡人民被迫為人民行動黨的經濟政策付出代價,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不能接受」,故此人民行動黨「沒有資格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荷蘭工黨亦有批評人民行動黨壓制南洋大學學生運動,下文語言與族群政治部分,會提及更多這段歷史。
   

「再地域化」 轉投亞洲價值

   
   荷蘭工黨的舉動,是令新加坡政府感到西方不可靠、需要另覓政權認受性,因而轉向重視亞洲價值的原因。其他因素還包括:第一、新加坡認為西方文化價值在瓦解傳統家庭價值觀,形同增加國民福利需求、管治成本;第二、從 1970 年代中起,新加坡工資成本上漲,新加坡的跨國企業開始另覓其他生產地;第三、1970 年代中的石油危機,令環球經濟不穩、為新加坡經濟帶來壓力,這令新加坡意識到單靠西方並非萬全之策;第四、1970 年代末起,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第五、美國哈佛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 1979 年出版暢銷著作 Japan as Number One,這有助破除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模式想像。
   
   這些因素驅使新加坡強化與亞洲腹地的連繫,以及確立自身身分,同時應付經濟外交與內政的需要。在這段時期,新加坡不再只專注迎合世界而忘記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體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來」的經濟「物質生活」、營造各族群的共同體意識。「過去」、「傳統」與「文化」重上政治議程,各族群的身分認同重新有更清晰輪廓。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新加坡國父們已擔心西方文化的影響。吳慶瑞認為,新加坡人自力更生的傳統價值觀,是國家成為大都會的關鍵基礎;李光耀則說:「如果我們好像某些社會,只講混雜英語,盲目模仿美國或英國人、同時缺乏自己的基本價值與文化,老實說,我不相信這是值得建設與守護的社會。」前教育部長 Lee Chiaw Meng 曾言,「對保存我們的道德價值與文化傳統而言,對母語的掌握──不論是華語、坦米爾語還是馬來語,都極為必要。」〔⋯⋯〕
   
   不過,拉惹勒南曾對亞洲價值的轉向表示懷疑,1990 年他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說在此文化政策下,新加坡國民會重新強調他們各自的族群身分,例如錫克(Sikh)、福建,然後便是「再見新加坡身分」(Goodbye Singapor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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