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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五)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一)
   
   
   作者:您是作为罢工领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此,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历史第一次接受了一个使生产陷入停滞,而不是使其发展的人。

   
     瓦文萨:历史与我何干?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
   
     作者:无论为了历史还是为了人,都应该发展生产。我同意您说过的话:“用罢工手段是不可能改善经济状况的。”
   
     瓦文萨:是的,罢工是一个最危险的手段,但罢工这个武器必须持有,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唯一方式。
   
     作者:对于本来就危机重重的经济,这无疑是不堪负担的。这种谈判方式的成本太昂贵了。
   
     瓦文萨:如果工人阶级的意志得不到反映、利益得不到维护,社会将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作者:难道双方就不能寻得一种廉价的谈判方式?
   
     瓦文萨:能,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我们罢工是为了建立独立工会,建立独立工会是为了不再用罢工方式去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
   
     作者:您给半个世界出了一大道难题——您的目标无疑会动摇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
   
     瓦文萨:无须对此加以否认和掩饰。要使工人阶级从“无所能管”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就必须有一个持久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来制约国家“无所不管”的绝对权威。
   
     作者:可是治理的权威从来就是需要的、并且总是由个别人来行使。一个工厂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亦如此……
   
     瓦文萨:您大概还要说,关键在于要把这个权威交到正直而杰出的领袖手里?
   
     作者:否则怎么办呢?能承认一个好的领袖多少是一个进步,便不该拒绝这样的努力。
   
     瓦文萨:正是开始了对这种“进步”的怀疑,波兰工人阶级才有了对历史的一大步跨越。请看看人民波兰的历史吧—— 1956年,为了拥戴改革家哥穆尔卡上台,我们有五十三个阶级兄弟付出了生命,三百多人流淌了鲜血;1970年,为了驱赶堕落了的哥穆尔卡、寻求一个能稍 为民主一点的领袖,我们的兄弟中又有四十五人付出了生命、一千多人流淌了鲜血;因此这一次,我们争取的不再是一个好领袖,而是要使工人阶级在罢工中形成的 力量保存下来,并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作者:工人参与对工厂和国家的管理,可比组织罢工、建立独立的工会更加艰难……
   
     瓦文萨:正因为艰难才更应该让我们实践!
   
     作者:要是社会要为这种实践付出过大的代价呢?
   
     瓦文萨:那也必领村出!否则,半个人类为社会主义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便付之东流。
   
     一
   
     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可以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
   
     有了列宁,社会主义国家才没有因为先天不足,而死于胚胎——1917年11月7日,她诞生了。
   
     然而,如果列宁能预见到这个历史的早产儿会经历那么多的生存痛苦,他还会用自己的巨大智慧去助产吗?
   
     这些痛苦是惊天动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血腥的政治恐怖;最后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和人的独立意识的泯灭。艰难而又多灾多难的半个世纪逝去了,她——这个人类美好理想的结晶已经遍体鳞伤、面貌全非了。
   
     为了给这个未老先衰的生命医治创伤,注入新的生命和青春活力,在她的艰难的生命历程中,又发生了许多同样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有了最初的尝试;
   
     1956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送上审判台,而开始了全面宣战;
   
     同一年,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用自己的生命进行了殊死搏斗;
   
     12年后,杜布切克和他的“布拉格之春”,给半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然而,所有的这些奋斗都失败了,尤其在1968年8月20日,当苏式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中所蕴含的希望之后,半个世界都陷入到铺天盖地的绝望之中 ——如果连这种和平的、秩序井然的、并且是由共产党人自己领导的改革都徒劳无益,那么还有什么可能使这个日趋衰败的生命获的新生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在共产世界不再出现希望,不再会有巨变了。
   
     然而仅仅12年后,这个预言就被历史否定了。
   
     1980年夏天,在波罗的海南岸,发生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巨变:波兰诞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团结工会。
   
     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巨变都与一些政治伟人联系着;它们的诞生地也十分高贵:冬宫、克里姆林宫、捷克的总统府、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而这一次的巨变却产生于工厂的最基层,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瓦文萨的无名之辈。
   
     瓦文萨的知名度小到如此程度,以至当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已经给执政的波兰共产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居然在政治局用疑惑的口吻问:“瓦文萨?这个家伙是什么人?”
   
     当时,即便是无所不知的秘密警察,也只能给他们的领袖提供这样简单的档案材料:瓦文萨,男,37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天主教徒。父亲是木匠,本人小学毕业即当学徒。原为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1976年,因参加工潮,主张成立“自治工会”而被开除。
   
     尽管这次事件的诞生地和领导人如此卑微、低残,但它对世界的震动却那样巨大——
   
     欧美一些大报一致将它列在198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首;
   
     美国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S·比亚勒教授说这次事件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要大的多;(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匈牙利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赫洛杜什·安德拉什教授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历史上只有两件事——十月革命和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堪与波兰成立团结工会的事相比。”(意大利《共和国报》1980年11月13日“安德拉什教授采访记”)
   
     这些评价都是事件发展到无人能忽视它的存在时说的。而在开端,一切都是试探的、战战兢兢的。
   
     波兰工人绝没有上述两次巨变所具有的条件——十月革命具有良好的共产党组织和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1948年,铁托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作为后盾。
   
     波兰工人有的只是二十年内经历过的两次大规模逮捕、枪杀的恐怖记忆和一点儿渺茫的希望。
   
     1980年8月,波兰工人从几百人开始,到几千人,几万人,然后与一个具有三十万军队和庞大警察机构的政权对峙了17个日日夜夜,凶吉未卜,前途未卜,他们得有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经住其中的胆怯、危机和悲观。
   
     如果他们失败了,历史的许多悲壮的记录又多了相似的一笔,一切都是重复,一切都是绝望,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再等待一次已经重复过多次的、艰难而又令人恐惧的开端。
   
     1980年夏天,波兰工人把这个开端完成了——靠着高度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两次流血牺牲所换得的经验。
   
     于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终于有了力透纸背的一页。这是全新的一页,她记录着新的经验、新的希望、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目标。
   
     这就够了,结局的成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波兰工入阶级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和明智的幼稚中成熟起来。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理解:问题不在于推翻或拥戴哪一个领袖人物,因为换上去的新人最终还是变得跟前任一样腐化;也不为了取得政府的重大让步,因为任何政治许诺和政治让步都可能在工潮平息之后被政治清算所替代。
   
     1980年,波兰工人阶级争取的是要使自己的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此,他们把建立一个独立的、能长期参与统治的权力机构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
   
     有这个目标,政治家便不能毫无担忧地进行统治了;有了这种希望,半个世界便无权忘记波兰工人在1980年8月所作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历史应该记下1980年8月。
   
     二
   
     事情是由几个青年工人开始的,但在他们身后,有数十万工人的不满和期待,有数十年的屈辱和流血的记忆,还有那位暂时还不出名的莱赫·瓦文萨。
   
     1980年8月14日清晨,波兰最大的海港城市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三位年轻工人,带着几幅大标语和几百张传单,于上班前一个小时来到车间。
   
     这些标语传单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实行物价上涨津贴和增加工资1000兹罗提。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组织名义。但促使这几个年青人行动的背景却十分庞大:当时,全国的许多工厂都发生动乱,尽管许多罢工是零星的、犹豫的,却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骚乱是从7月1日开始的。那天,政府宣布提高不需要定量供应的“特种商店”的肉类售价40-60%。于是华沙、波兹南、托伦、卢布林相继发生罢工,此伏彼起,时断时续。
   
     在此期间,格坦斯克是平静的。这很奇怪。
   
      格坦斯克是波兰著名的工业区,如果算上它身边的两座姊妹城——格丁尼亚和索波特,这个波罗的海边的三联城有七十万人口。波兰最大的海港和造船厂都在这 儿;与这种平静更不相称的还有,格坦斯克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1970年,正是格坦斯克好斗的造船工人和码头工人将东欧最强硬的政治家哥穆尔卡赶下了 台。
   
     但如果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事实后,便理解了格坦斯克的平静,并会产生深深的不安和不祥的预感。
   
      1970年12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45名格坦斯克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有一千多工人流出了鲜血。这些赤手空拳的工人是在和平时期,被 他们法律上的代理人、公仆用刺刀、步枪和坦克残害的!这种屠宰式的杀害使人颤栗。它留下的恐怖记忆大约一百年也不会消失。
   
     有了这样的记忆,格坦斯克工人自然会有更多的沉默;同时,既然在沉默中蕴含有这样的记忆,那么格坦斯克在1980年的沉寂中,肯定蕴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现在,这三个行动者的年轻人,这三个在童年记忆中刻有十年前那件悲剧痕迹的造船工人,会不会触动那个巨大的伤口,使它重新流出血来?
   
     三名青年工人把标语贴在车间门口和更衣室外,然后向更衣室的工人每人发放一张传单,并且说:“今天全厂罢工。”
   
     传单上并没有写罢工的事,但每个工人都能从蔓延全国的骚乱不安中感到某种渺茫的希望。
   
     已经换好工作服的工人没有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而是聚在更衣室外的大标语下。他们只有30多人。这些人对三个年轻人的举动是赞许的,只是还不敢用语言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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