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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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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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太守黄兴国与352号黄包车夫

台州太守黄兴国与352号黄包车夫
    吴苦禅
   
   9月10日那天深夜,我意外地从微信上看到一则震动台州人的新闻:天津市代理市委书记兼市长黄兴国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黄兴国的落马之所以普遍激起台州民众心理上的波澜,主要原因恐怕是台州撤地设市并将府治从临海搬迁到椒江,这件极富争议的事情是在他主政台州期间完成的。我看后随手转发了这则新闻并评论道:台州人民放鞭炮!第二天,就有朋友私信调侃我:当年人家为你批牌照,现在你为人家放鞭炮。更有好友直言:是他当年特批给你一辆黄包车,使你全家大小有口饭吃。
   

   朋友们的话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当年我那辆352号黄包车牌照确实是时任台州地委书记的黄兴国跟临海市委领导打招呼的结果,但其间的艰难、曲折和风险,以致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有昨夜风狂雨骤之感。我虽然有个宁波的学生曾经给黄兴国当过秘书,并且跟那个学生的关系一直不错,但批牌照的事我竟然从未想到过要利用这一层关系,靠的完全是自己百折不挠,为一家大小的生计而背水一战的决心。
   
    涸辙之鲋
   
   1991年8月18日,我坐满两年牢从临平省四监回到临海家中,此时高中毕业的女儿在家待业,帮助妻子在艰难地经营着一眼濒临关闭的小店,两个儿子还在小学念书,其中一个正在升初中,全家生活陷入困顿。
   
   回家以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人心浮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纷纷,仿佛有八九重来之势。这种情况下,尽管我对未来不是很担心,但一家五口的生存压力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每天都得面对。根据当时浙江处理八九事件的通例,刑满出狱以后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因此我略事休整以后,八月下旬就给原单位台州供销学校打了申请报告,请求回校工作,并当面向校长恳陈了自己的意愿。开始,校长满口应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照顾解决”,但几经催求,一直拖而不决。九月底,我再次向校长催求,却被告知:“我们经过研究,不想要你。”“如果有其他单位愿意要你,其他单位的人可以安排到我们学校里来。”
   
   回校工作的事被校长拒绝,我思前想后,自己的饭碗是被两年前的一场政治风暴砸掉的,时虽已过,境犹未迁,人心还是热的,考虑再三,我决定向上级求助。台州供销学校是地区行署的直属单位,业务上归省供销社管辖。为此,9月中旬我给地委书记黄兴国发了一封语意恳切而态度不卑不亢的信函,请他根据“给出路政策”,“在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帮助我落实生活出路问题。同时,也给台州地区政法委林益柱书记发了一封内容大体相同的信函。嗣后不久,又以书面和走访的形式,分别向省供销社、台州地区公安处政保科、临海市公安局政保科反应了恳请帮助落实“给出路政策”的要求。其间林益柱书记曾经两次跟校长打招呼,希望学校能够接收我,台州和临海两级公安部门也曾派人前往台州供销学校联系,但都起不了作用。我知道校长对我在两年前的“政治风波”中给他添了麻烦心里有气,他更不喜欢我通过官方渠道回校工作,心里埋怨我不上门说情。
   
   在此期间,我一边联系回学校工作的事,一边到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复班教政治课。教了一年的高复班以后,翌年夏天,高复班合法化了,老板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台州中学、回浦中学等名校聘请兼职教师了,这样我就失业了。1992年9月初的一天,妻子在街上碰到我高中时代的一个老同学,谈起我的处境,他表示,商校(台供校)的L副校长跟他是内蒙插队时的朋友,他可以替我跟L副校长说说。过了几天就有了回话,L副校长表示事情是有希望的,不过要我自己也跟G校长个别通融一下。
   
   那天夜里我就由妻子陪同,捎上点小礼物,登上了校长的家门。可是校长还是不高兴,尽说些“应该通过组织解决”之类的风凉话,弄得我很尴尬,此时校长的妻子也看不下去了,当着我的面说:“老G,你头脑不清醒,人家已经上门了,你还这样!”校长这才转愠为笑,以一种终于争回了一口气的口吻坦诚地对我说:“你做生意要不得的,只能教教书。林益柱书记曾经跟我说过两次,我说吴高兴坚决不要,宁可我们拿出一个指标来,也不要他。”校长当即答应我回校,要我第二天到学校找他。第二天我到学校找到了校长,他把我安排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这位人民大学调干生毕业的校长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图书馆工作,你知道当年李大钊就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
   
   工作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做临时工每月只有120元工资,全家的生计问题仍然解决不了,而且临时工总是矮人一头,特别是这种通过“走后门”得来的饭碗,随时有可能被砸掉,保得住保不住,全凭人家眼色,这显然与我的性格和原先在学校的心理状态极不相称。因此,工作中,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心猿意马,总觉得这种临时工不是久长之计。为了弥补家用之不足,我又买了几张旧课桌,招了几个学生,在望江门老屋办了个家庭辅导班。
   
    先斩后奏
   
   有一次,地委党校教师、同道的朋友邹达祥对我说:“我看你还是踏黄包车好,据说黄包车的生意很好,象到街上捡钱一样。”我听了有些犹豫。经过了解,踏黄包车这种带有垄断性的行当,赚钱的确非常简单容易。问题在于,临海的黄包车牌照是由市政府严格控制的,当时全城只有351辆,一个牌照就值一万元,按市政府当时的政策,牌照的发放只用于安排市区的土地征用工,发放一个牌照等于安排一个土地征用工。可是我又不是市区农户,批一个牌照谈何容易!跟亲属们谈起此事,大家都认为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想法有些荒唐。我将踏黄包车谋生的要求向临海与台州地区的“政保”部门提出,他们都表示为难,因为审批牌照的权根本不在公安部门手中。
   
   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踏着一辆没有营业执照的“野牌车”上街营运,被城建监察大队(城管)扣留,请公安“政保”出面替我要回车子,他们是肯定有这个面子的。经与达祥兄商量再三,觉得此事只能“先斩后奏”,于是我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在10月2号那天,请乡下的弟弟开着托拉机,由达祥兄陪同,到路桥买了一辆新黄包车,练习了两三天就上路“捡钱”去了。
   
   当时我还挂着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名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去上班,当时学校的考勤制度很严格,但图书馆的负责人却网开一面,并没有为难我,我时不时踏着黄包车上街去“捡钱”。但毕竟是无证经营,自然三天两头被监察大队扣车,每次都是请临海公安局政保科的人替我把车要回,就这样踏了被扣,讨回了又踏,如此翻来覆去要不了多久,我这个戴眼镜的野车夫就在业内有了一点小小的影响,甚至监察大队的人有时也会放我一马,达祥兄曾经打趣地说:“人家的车必须按单号双号分开踏,你这辆车却是可以天天上路的。”
   
   我打着“游击”,有时去学校上班,有时骑着黄包车上街,一门心思却花在如何申请牌照上。我首先想到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多次上地区公安处政保科找项一峰科长,他是我当年案件的主办人,虽然对整人的事十分卖力,但并没有升官,仍然是政保科科长,出狱以后,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算是老朋友了,每次找他,他的态度还可以,给人的感觉是底气不足,老是蔫着脑袋,失去了当年办案时那种居高临下的锐利之气。一年以前向他反映要求回校工作的愿望,他还算诚心,但现在要求他帮助我批黄包车,被他拒绝了,要我自己去找临海市政府。有一次在地委大院对面楼上他的办公室跟他发生争论,他手下的人要赶我走,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拖你走!”我想起一家五口为吃饭的事水深火热,心一横,斩钉截铁地答道:“你拖吧!不给解决我就不走!”感谢他们当时还算文明,没有真的拖我,只是两个人一个扛头,另一个扛脚,把我从楼上扛到了楼下,我的一只鞋也掉了,我顾不得捡鞋,赤着一只脚就跑到对面地区政法委办公室林益柱书记面前诉说,林书记没有多说话,只是劝慰了我几句。
   
   多年以来,妻子经常提起此事,说在地委工作的亲属曾经告诉她,我在项一峰办公室吵闹时,公安处曾经有人议论要将我劳教,但也有人说,“他是某某的亲眷”,也就不了了之,但我那时候听了,毫无惧怕之心。
   
   除了本地公安部门,十月中旬,我也曾去信给省四监的马科长——我出狱后他曾来临海造访过我,请监狱方面也出面为我说话,不久就接到了马科长的回信,表示监狱已经致函台州地区政法委,要我找政法委办公室的章明同志联系,但是我知道,林益柱书记都无力解决,找办事员更没有希望。
   
    远观太守,一副官相
   
   牌照是临海市政府批的,我当然免不了要找临海市的领导。有一次,我通过一位在临海市委办当头的老同学指点,找到了临海市政法委书记洪显周,那时临海市政府还在现在的耀达商场,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洪书记有礼貌地接待了我,认真地听完了我的陈述和要求后,他表示,商校属于地区直属单位,你的事情当初是地区处理的,你应该找地区反映。我说找过地区许多部门的领导,他们都说牌照是临海市政府批的,要我找你们。这时旁边有个女的工作人员开了句玩笑:“你去找黄兴国书记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不禁受到启发:是啊,看来此事按照正常途径是没有希望的,非搬动地区最高领导不可,阎王爷可能比小鬼好说话!
   
   我想起一年以前为回校工作的事曾经煞费苦心给黄兴国写过一封信,但石沉大海,此时又给黄兴国写了一封要求解决黄包车牌照问题的信,自然又是杳无回音。我意识到,信仍然有必要写,但关键是要找到黄兴国当面跟他谈,可是我一芥草民,要直接与太守对话谈何容易!况且,他的办公室究竟在地委大院里面哪一座楼房,他多大年龄,高矮胖瘦,这些我都一无所知。1992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学校图书馆上班,偶然看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通知:地委黄兴国书记在人民影剧院传达十四大精神,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要求科长以上干部出席。于是,我立即回家,准备趁这个机会看看黄兴国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他究竟住在什么地方。
   
   人民影剧院离我家很近,离地委党校下面的地区行署宿舍也很近,但离地委大院及其附近的地区行署宿舍则有一段小距离,因此估计他报告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要坐轿车。为此,下午我叫上女儿,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人民影剧院,让女儿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进去听报告。此时黄兴国已经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讲话,远远看去,方面大耳,一副官相。我在后面找了一个空位置,悄然坐下听他的报告。坐下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人来到了我旁边,我抬头一看,是地区政保科的陈某,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也算老熟人了,他年龄比我大几岁,跟项一峰相近。他操一口北方口音正儿八经的对我说:“这个报告是科长级以上干部听的,请你出去。”我一下子火了:“你反对群众听十四大传达报告?”他威吓说:“你不出去我就叫派出所的人了!”我毫不示弱:“你叫好了,马上就叫!”这时旁边有人起来好言相劝,我出于理性,自动出去了,在外面跟女儿一起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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