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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道德与力量的先行者

胡杰——道德与力量的先行者
   
   
   
   胡杰——在我心里敬佩他已久。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版画艺术家。
   生于1958年的胡杰, 早在2004年, 他就自费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此片讲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 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这部感人的影片振聋发溃地在海外放映着, 在网上流传至今。
   而后, 2007年, 他又拍摄了纪录片《我虽死去》, 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
   至今为止,胡杰拍摄了多部历史题材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粮食关纪念碑》、《国营东风农场》、《祭高华》和《塔园》等。
   而2013年的《星火》一片, 则讲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馑的大跃进。
   
   胡杰对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有自觉的认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在访谈中说: “我完成林昭的纪录片以后,突然发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纪录片,但是他们大部 分比较年轻,且志不在历史题材。”
   是什么使胡杰在既无资金﹑又无人力与设备的重重困难之下, 能够拍摄出十分感人难忘的纪录片而名振中外,给人们留下精神瑰宝呢?
   当时没有影像资料,连照片都没有。 胡杰为此参考了很多档案记录。他认为:死人不能说话, 而文字档案却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觉得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 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真实——真实性是所有作品的灵魂, 更大于艺术性。
   
   胡杰在文革中还是个儿童, 但他亲眼目睹过血淋淋的事实: 武斗、打人、批斗会,杀人。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学校长是卞仲耘。
   胡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经历的这段历史,这些记忆就会永远消失。”他朴素的历史观,是一心只希望把记忆留住。
   在工作中远非一帆风顺。 他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 经常得寻找并说服有关的人来接受采访和拍摄,往往人们质疑与拒绝,他都是一而再地用温和的语言去说服他们: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 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胡杰最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
   在他眼里, 人, 是最宝贵的; 人, 就是一切。
   他为了拍摄有关的纪录片, 曾去虚心采访当时尚未写完《大饥荒》一书的杨继绳教授, 杨老给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
   反右和大饥荒,由于见不到有关的报道与书籍, 他一直是不太了解的。 当他渐渐长大﹑开始接触这空白的一课时, 无论是林昭的同学对他的讲述,还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其他讲述,每次他听了都震撼不已。他内心涌动着一定要把这些活生生的史实,真实地展现出来的强烈愿望。仿佛,他如果不这样做, 就不配活在世上。
   
   正是这种人生观, 促使他整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辛苦地拍摄、编辑着几部纪录片。 每当做好一部片之后,他都很虚心地在很小的范围内, 让几位有见地的朋友观看, 他们都提出了很有见地﹑对他颇有帮助的主张。
   胡杰为了拍摄成功, 又看了很多外国著名的纪录片, 通过很多盗版的DVD,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拍摄方式和编辑方法。
   《星火》一片,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 荣获大奖。
   然而, 普遍遗忘历史的现实, 使他有一次在大学放映了《粮食关纪念碑》之后,竟然是现场一片沉默,年轻人对国家与历史如此陌生,以及内心的政治性恐惧, 深深撞击着胡杰的心, 甚至令他感到痛苦与意外。
   然而, 熟悉和了解胡杰的人都承认: 他并不是那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以显示自己的人,比如总觉得‘我比别人正义’,或者‘我比别人有良心’”,他根本不是。
   
   
   他放下摄影机又拿起刻刀,想在版画里继续寻找自己的追求。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不是光有愿望就能完成, 更要看你怎么去做。他不仅是一个理想家, 更是实践家——是知彼知己﹑踏实肯干的实践家。这在几亿中国人中如凤毛麟角。
   如今, 他不仅是著名的几部纪录片的优秀制作人, 而且是公众承认的著名版画艺术家。
   在他举办过的版画展: “铭刻——胡杰版画展”中, 他的木刻创作风格,令人立即想起世界著名的已故的德国版画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移民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伊娃, 她是大饥荒逃难者的后代, 写了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即将出版,很希望胡杰为其做插图。
   这本书里生动的插图,令人看了十分难忘。 比如: 大地贫瘠而荒凉,一对夫妇似乎飘浮在空中, 他俩似乎飞了起来……
   其实, 作者表现的, 是他们的灵魂在饥饿中升天; 那象似梦幻中的飞天, 是全国人民相信了“明天是美丽的”那个大童话。
   
   在胡杰撰写的《绘画何为?——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中,他谈到创作的经历:“我走访了安徽、云南、甘肃、四川、辽宁等地。随着采访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现的不仅是文字资料,听到的不仅是被采访者的述说,还有在脑子中出现的一幅幅惨烈画面。”
   胡杰的家属中就有农村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年,胡杰采访了吴永宽,独立拍摄了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在1958年的疯狂蛮干中, 所谓“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成为农村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要有光》的作品之一, 是一对赤膊赤脚的农民夫妻在地里弯腰举锄,在他们的下方是衣裳破烂的女儿,地下放着一只空碗,这只空碗在其他画幅中不断出现。
   胡杰的刻刀下没有刻出人相食的惨绝图景,是因为他实在不忍吧。
   这就是胡杰的构思——他的道德感, 使他必然如此。他内心的力量﹑爱与向往, 都在一笔笔的刀锋之下。
   为什么他热爱版画艺术? 正是那有力的刀锋给予了他力量, 使他能刻出深刻的道德。
   
   在大饥荒的年代, 笔者在“北京女十二中”正上初中。那是我第一次因饥饿得了浮肿病, 因父母买不起高级点心高级糖, 以及其他营养品。大家都饿,老觉得饿。 学校不得不实行“劳逸结合”的政策, 停课让学生们在家里休息。
   后来哥哥罗克去了“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作为农业工人, 每周末带来撑死的填鸭﹑奶油等营养品, 我﹑姥姥和母亲的浮肿病才渐渐得以好转。
   然而当时, 谁也不知道: 很多偏远的农村比城市里苦得没法提。 当我们知道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的实情时, 已是很久很久之后了。直到1986年我出国后,才又知道了更多的真实情况。
   
   
   胡杰在采访时有很多人告诉他, 当时农村到处都是大标语,禁止农民逃荒, 逃荒者被冠之以“流窜犯”。这些做法和规定令农民苦上加苦﹑活得更为雪上加霜。
   在胡杰的版画《我们》系列中, 有幅画表现的是在一条将有领导人的车驶过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个小孩抬起了头,仰起他那稚气的目光。
   笔者认为: 胡杰所有的创作, 都饱含着希望而非失望。 那个抬起了头的小男孩,在笔者看来, 正象是胡杰自己——他好奇﹑他不懂﹑他大胆地去正视,因为他相信着光明﹑美好和希望。
   质朴——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版画, 在胡杰的艺术作品里, 一再地闪透出这优秀的原始之光。 这, 正是他的性格与为人。
   
   
   记者问他: “你为什么考虑用木刻版画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生活?”
   胡杰回答:“艺术家都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认为版画是表现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法,因此特别倡导版画木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木头上进行雕刻的过程,就是与现实直接接触的过程。”
   他又说: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他们一下子和世界接轨了,尤其是和西方艺术也接轨了,但是与此同时却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甚至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了。我并非苛求这些艺术家,但他们追求的是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
   多么深刻﹑透彻﹑有力的话啊!
   中国广漠的土地上,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这大实话来?
   
   
   文革1966年爆发时,胡杰才8岁。
   最初学校先是停课,复课之后也什么都没学。在学校里, 几乎每天要参加批判会、游行、斗争会和斗争老师,他家里的成分不太好,母亲在单位不仅经常做自我批评,平时还得好好表现自己。 作为医生的母亲, 经常要到工厂给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她没有时间去管孩子们。
   他父亲是军人,常不在家。作为老大的胡杰,家里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去做,还得照顾两个妹妹。 正因“苦难家庭的孩子早当家”的基础锻炼, 才养成了胡杰的独立自主之性格, 以及对生活的更为深透的理解。
   他又说:“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我父亲是军医,我母亲也曾是军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正统的。我当过十五年兵,军队给我们灌输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就是社会大众。我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为社会为人民去服务。当我看到人民没有被尊重,他们的权力被践踏,为他们呼吁的知识分子被判刑整死,我总觉得有责任去纪录。”
   这才是一个真正军人的话!
   
   在他所制作的每一部纪录片中, 他认为: “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者,应该不仅仅依赖于镜头视觉上的东西,还要把一种历史的、真实的、那种思想性揉和在里头。”
   他确实做到了。 观众们所以热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能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想表现的。
   有一次,记者问他:“我们很想知道你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胡杰回答道: “这种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中,那些先驱者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坚守的; 第二,是我们怎样面对他(她)们的思想和牺牲。”
   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仅仅因为独立思考,并想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就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
   胡杰的回答与反问, 时常令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感到惊讶和语塞。
   但胡杰接着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中,那些异端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坚守的?第二,今天的人们如何面对这些思想遗产?第三,思想与思想表达既要付出代价,那就要追问这些代价的真正意义。”
   
   
   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 是那几十年的人们的生活, 人们是否应该遗忘?
   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在那个最艰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杀头的。但是他们被秘密地处死了,我们后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他们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不去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剧。”
   胡杰的话, 应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们敲起警钟: 学者们是否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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