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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星人的66封信(5)

32.红的故事(一)
   
   
   外星人:
   红起码来了四封信盼着我去。尽管我们素不相识, 可她对我的热诚和毫无保留, 象块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

   给她打了电话, 买了来回火车票, 想在她那儿住几天。
   
   到达她住的小镇时, 天已擦黑。正象她说的——出火车站往右边的唯一那条街,一直走,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 再往左一拐就会看到她家门牌。
   小镇寂静异常, 街上没有人走动,似乎人人坐在家里舒服地享受着。而我怀着一颗游子的心, 想听一个曲折的故事, 想交一个朋友才来到这里……
   
   当她应着铃声开了门时, 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果然很漂亮!”
   “你也很漂亮呵!”
   其实, 我们不知说什么来作开场白罢了。既然我们通过好几封信, 此时见面自来熟, 也就理所当然。真地相了见时, 我不知她怎么想, 起码在我心里, 她比起照片上的相貌, 可是老多了。
   
   进了客厅, 我把带来的小礼物送给她, 其中一个是我画的水彩风景画——她电话里特意要的。
   “不错嘛,” 她说:“我明天就买个画框, 挂在客厅里。”
   “我多年不画了, 手很生。画画儿老得练才行, 我早就放弃了。”
   “你就写吧, 写比画更有意义。” 她这话让我很舒服。
   
   这是两家合一的半栋三层楼房。家具摆设很朴素﹑很一般。我们坐在客厅里寒喧了几句, 她便去沏茶拿糖果和点心;又带我楼上楼下地各屋参观, 都看完了又回到客厅聊天。比起老侨家的明亮和讲究, 她家差远了。但比起租房住的人家, 她又算强的。我坐在单人沙发上, 又一次地仔细环顾四周, 总觉得这家里, 无论是四壁﹑家具和摆设,给人的感觉都是阴沉沉的。
   “你真的不饿?” 她又一次问我。
   “真的。我在火车上吃得很饱了,有好饭明天再吃吧。”
   “那你尝块点心吧, 这是我烤的蛋糕。”
   “那好, 倒要尝尝。”
   我们舒舒服服地品着茶, 吃着点心, 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
   “你先生呢?”
   “去参加他儿子婚礼了, 后天才回来。我所以约你今天来, 不就为了他不在, 咱俩好聊天儿吗!”
   “婚礼是大事, 你怎么不去?”
   “我和他那三个大儿大女一点儿感情都没有, 再说他前妻也去, 我上那儿干嘛去?”
   “倒也是……”
   “蛋糕味道怎么样? 我的手艺还行吧?”
   “还真不错……你真希望我把你的事写在书里, 或是文章里?”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我要是能, 还希望你写吗?”
   “既然你那么想说, 我倒很想听听。”
   “唉!”她叹口气道:“我这半生,都是小说。”她沉默了片刻, 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拽了个软靠枕塞在腰后:“我是南京人, 生于一九五二年。父亲五零年时被镇压, 无非以前是个国民党小军官, 那冤枉就甭提啦。我母亲是工厂的普通工人, 为了三个孩子, 又结了婚, 继父是小学教师, 待我们还行。 好日子不长, 文革一来, 他被‘红五类’学生们打得死去活来, 我和哥哥姐姐都得去插队。我去了建设兵团, 一去十年。那滋味儿你也知道。千方百计的,办病退终于回了城。先是在我妈工厂当临时工, 后来国内‘改革开放’, 有了旅行社;我会一点儿英语, 托人走后门儿, 这才进了旅行团当导游, 总比在工厂好多了。”
   她给我的茶杯斟满了茶, 自己也慢慢地品着。
   “我给外国人当导游,认识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很有名——他在好多国家都上过报纸, 在电视上也常露面。你知道外号叫‘飞腿’的骑自行车大王吗?”
   “不知道。”
   “是了, 正是你出国的第二年, 1987年, 他才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他骑着自行车旅游全世界。由于他是有名的新闻人物, 无论到哪儿, 他都拿出一堆报纸——和好多电视台及大人物的合影。 所以他到哪儿吃哪儿, 到哪儿住哪儿, 老有人乐意招待他﹑采访他, 他也就越来越有名。”
   “采访他,给他钱吗?”
   “当然有, 还不少呢!”
   “他叫什么呢?”
   “我也懒得说他名字, 就叫他老飞吧。他比我大十岁, 身强力壮的。总之, 我想出国; 他还没结过婚, 看上了我。我们同居了两个月, 在我父母家。 他很满意, 办了结婚登记, 我就和他来德国了。”
   “他住哪儿?”
   “是呵, 按他说的,他有房有院儿的, 应该去他家呀。可他随便地找了一个很便宜的小客栈。那小屋只是两个单人床, 连个卫生间都没有。开头两天, 他吱吱唔唔, 后来说实话了: 原来他没家。他说我要家干什么, 到哪儿哪儿是我的家;他说以后可以租个房子, 成个家还不容易? 我生气干嘛跟我说谎呢? 他说, 难道你是为了房和钱才跟我结婚的?”
   “我不明白,” 我插话道:” 你说你只会一点儿英语, 又不会德语; 他又不会中文, 你们怎么能沟通呢?”
   “又不是讨论文学﹑哲学, 怎么也能沟通——不明白就比划, 再不明白就画画儿。反正, 我虽然生气, 也只有忍了吧。天冷了,我没带毛衣, 原以为到了德国,他会给我买不少新衣服。我说你给我买件毛衣吧, 他楞舍不得, 还要天天晚上跟你干那事儿,烦不烦吧! 尤其晚上,他得喝两瓶啤酒, 满嘴酒气, 真烦死我!还有哪, 他根本没工作过, 就是个失业的。骑车旅行, 不过是他的爱好; 又没真正学过什么, 父母也是穷人; 过去吹的全是瞎话。于是,我逃跑了。”
   “逃了?”
   “不逃, 什么时候到头?”
   “可你往哪儿逃?”
   “反正,我口袋里还有路费。上了火车, 就一直往南下了, 从北边儿一直到南边儿。到了有名的MO市。反正市中心都有中国餐馆, 找了家饭店, 等着中午,老板跑堂他们吃饭的时候, 一进门儿, 就给老板跪下了。我哭着说, 我是想找口饭吃的, 让我干什么都行……”
   “老板留下你了?”
   “留下了。先是在厨房里削葱头﹑打杂﹑擦厕所﹑什么都干,工资才四百马克。后来在前面做水巴, 由六百慢慢涨到八百。可别的饭店都是一千四﹑ 一千五, 我只好跳槽。跳了两家饭店, 最后成了跑堂, 一月两千二了, 还有一千的小费; 钱也攒下了。”
   “可老飞那边呢?”
   “他出动警察满处找我, 还公开到报纸上,楞说我吭骗钱财! 睁眼说瞎话! 我这边只好提出离婚。可我离了婚, 就得回中国, 我并不想回去呀! 由于老去邮局发信, 就和一个在柜台工作的公务员认识了, 一心只想和他交上朋友。就在我们关系有了进展的时候, 有一天正是周末, 客人很多,忙得不亦乐乎; 老板悄悄告诉我:‘看见那边一个人坐着吃饭的﹑秃了头的人吗? 他就是律师。你离婚的事不如问问他, 和他说说。’ 我和汉兹就这么认识了。”
   
   
   
   
   
   
   33红的故事(二)
   
   
   “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三个月。我也辞了工作, 和那个邮局的自然吹了。
   汉兹帮我把婚离了。老飞什么便宜也没得着, 我也不想跟他较劲儿。这三个月, 汉兹相当满意, 架不住我天天换着样儿地给他做饭哪, 他哪儿享受过这个呀! 他和他太太早就离了婚;他那德国太太整天只是打扮跳舞, 整天就是花钱。汉兹是房地产商兼律师, 就算有钱, 他太太那么花, 他也心疼; 何况他太太又有了外遇!现在她这位丈夫, 比汉兹还有钱呢。可当初离婚的时候, 他太太少一个子儿也不干—— 三个儿女她得有抚养权; 一座大房子她得要; 汉兹得月月付他们生活费。直到她结了婚, 她的生活费, 汉兹是不付了, 可是三个儿女, 汉兹要付到他们大学毕业, 现在都还上着大学呢。”
   “他负担也够重的。”
   “哈, 你知道他女秘书挣多少? 一周五天, 一天七个小时, 还不算度假和圣诞双工资, 还得上各种保险, 一个月净工资两千八百马克!”
   
   她取来一袋五香瓜子, 说这是她继父新近从南京寄来的。
   “嗑瓜子, 喝香茶, 才好聊天儿。” 她给我盛了一小碟:“一个秘书两千八。可我呢,结婚以后, 天天要打扫七八间屋子, 三个卫生间, 买菜做饭, 陪他睡觉, 周末还得穿上旗袍戴上项练,陪他去饭店吃顿饭, 他才好看; 种种义务我都尽到, 他的清洁工也省了,可我每月什么零花钱也没有。”
   “分文没有?”
   “分文没有。”
   “是吧, 你也难以相信吧! ”她闲慢地嗑着瓜子,语调是那么平静:“他每月给我八百马克, 包括我们所有的花销。甚至有时候他请人来家里吃饭, 让我露一手; 我做一桌子菜,也在这八百之内。他每天晚饭, 还要喝一瓶从固定小店买的新鲜啤酒, 也在这八百之内。一句话: 我要不节约, 这八百未必够。我的零花由哪儿出?”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你用不着零花钱, 你有吃有喝有住。我死了, 这房子, 我的钱都是你的, 你还要什么? 我说: 你的钱有多少, 我既不知道, 也取不出来。难道等你死了我才好过些? 我每天工作这么多, 为什么你的秘书挣那么多, 我就该一分没有? 他说: 难道你只是为了钱才和我结婚? 说也说不通, 就吵; 吵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吵得我也不想做饭,不想买菜, 也不收拾屋子, 也不和他睡觉。他就去外面吃, 僵持了好些天, 他一点儿也不自省。我越想越伤心, 心想自己的命怎就这么苦,真的不想活了。周末一天下午, 没人在家, 我在厨房的饭桌上写了一个条子: ‘我不想活了, 我帐号上有三千马克, 是我以前打工挣的, 请寄给我南京的侄子。’签了名, 写上日期, 就着桔汁, 吃了一整瓶安眠药……”
   “你真自杀啦?!”
   “真的。” 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 两眼暗淡无光, 声音也衰弱了: “真不想活的话, 就没别的念头了。我真地死过去了。可巧这天, 汉兹把他和一个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他的朋友来了, 按了半天铃, 奇怪怎么没人开; 扒厨房窗户一看, 一眼见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急忙给汉兹打手机, 他才赶回来。”
   “叫急救车?”
   “是呵, 本该叫急救车的, 可他不敢。”
   “为什么? 多耽误事!”
   “他在这小镇名声太大, 怕传出去。他急忙给一个医生朋友打电话, 求他带着仪器来帮忙。医生不在家, 他太太又想方设法找到他, 这才赶到。”
   我深深叹了口气。
   “唉! 那灌肠的滋味儿, 大姐, 我如今一想起来头皮都发麻。给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呀! 迷迷糊糊中, 我听见他一边哭, 一边说:‘我哪儿做错了? 我哪儿做的不好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唉! 我哪儿有一点儿力气, 哪有一点儿心思去和他争辩? ”
   “他一直不认为他做得不对?”
   她摇摇头:“我整整躺了半个月——不吃﹑不喝﹑不说﹑不动。那半个月, 他真觉得不对劲儿了。有天跟我说: ‘从下月起, 我每月给你三百马克零用钱, 你看好吗? ’ 我懒得理他。我琢摸着, 谁也指不上, 只能靠自己。身体恢复以后, 我去了‘人民夜校’ 教太极拳——在上初中时, 跟人学过两下子。正好, 汉兹有个朋友是报社老板, 常来我家吃饭。我说我从小跟深山老林的和尚学过武术, 学过太极;懵他们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他一给我吹嘘, 再配上我穿着练功服打拳的照片, 哈, 报名的有四十多个! 我租了块便宜的场地, 现在一个月净挣两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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