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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星人的66封信(4)

27.就象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叫卖着奴隶
   
   
   外星人:
   第二天小方走了之后, 霸头见到我, 居然一声不吭。此后又见到我时, 反而客气地打个招呼, 说他买了一大张带胶的木纹纸, 把那满是坑的门全糊住了; 仿佛我很应当领他的情。我看看他什么也没说。

   难道是“一物降一物”? 他就吃这套? 还是正气压了邪气? 不管怎么说, 这房子不是正经居民住的地方。我求诺拉帮我找房。
   
   想走人, 必须头三个月书面通知房主。她帮我写好并寄出了解约信, 于是就天天看报纸找房子的出租广告。
   诺拉带着几张报纸来到我家, 用她那嗑嗑吧吧的汉语, 说物色到几个地址, 就坐在圆茶几边的沙发上打电话:
   “ 遇太太单身一人, 她是作家, 人很好, 非常安静, 也非常干净, 也不招人, 更不招生人, 她是中国人——” 电话断了, 诺拉朝我耸耸肩, 又拨另一个: “……对, 她是中国人, 是作家, 很安静, 会按时交房租——” 那边一定又说不出租吧, 电话又断。她又拨第三个: “……她是作家, 是我的朋友, 她人很和善, 很安静, 也很干净, 保证会按时交房租, 目前还在学习……”
   
   我坐在窗前写字桌旁的椅子上, 不发一语地看着她, 听她打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不想和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吗? 只想和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住在一起吗? 这就是代价——德国人也只想和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住在一起; 哪怕德国人中也有骗子和罪犯, 哪怕外国人中也有品德优秀的人。 而我听着她一遍遍地“叫卖”我, 就象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叫卖着奴隶。
   
   她打得口干舌燥, 神经质般地脸都涨红了, 自己气得一个劲儿摇头。我端过去一杯茶, 她喝了两口, 又打……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打完那个电话, 她象爬完喜马拉雅山般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成了一个, 也再没有地址了。她是努太太, 住在山街。那边我了解, 都是正经的德国人家。三十六平米, 一间住屋, 有厨房﹑淋浴; 房租是二百九十五马克, 很便宜了。要交三个月的押金。约我们明天下午去谈谈。”
   
   
   诺拉开着她上学用的老旧汽车, 我带上自己的护照和现金。为了表示友好, 我买了一束鲜花。一路上心想: 没钱, 连房都找不了。还没工作过的人, 无论是德国人外国人, 都属于社会局。社会局会给你安排到不用交押金的房子里, 但那些房客还不如霸头, 尽是酒鬼, 几乎和无家可归的人没多大区别; 不但吵和乱, 连屋门也锁不住, 更加乱七八糟。我想离开那儿, 才和大齐找到了霸头那栋房子;还不到一年, 九百多马克的押金等于白扔。如今又要交九百多,搬家费也得自己全部解决。可假如没有稿费呢? 仅靠社会局那每月的三百二十马克房暖租和二百七十马克的食品费, 能剩下什么? 别说买不了新家具和衣物, 别说搬不了家, 就连这束十几马克的鲜花也买不起! 然而, 社会局又归定每人是不准有其他收入的, 假若知道, 是立即停发救济金甚至会受罚的; 也只能说是朋友资助的。
   
   “就是这条街,” 诺拉说。
   这是半山坡上一条非常干净整洁的街道。两边的房子一座紧挨一座, 没有一座难看的高楼, 都是不超过三层的私人房。个个窗帘雪白漂亮, 墙壁的颜色柔和, 谐调; 街道缓缓地通向山上。一层大多是店铺, 马路的两侧是林阴步行路, 平整宽畅的柏油马路两旁,停着许多居民的小汽车。
   
   努太太约六十来岁, 头发已花白,她住在一层。她高兴地把花插进花瓶里, 灌上自来水。看了我的证件, 问了一些有关的事情, 就带我们去看楼上的屋子。
   中国人叫它在第三层, 然而德国人第一层不算层,说它是第二层。这小单元房干净整洁。努太太说, 最后的房客是一位德国女大学生, 住了三年。 每换新房客, 都要换新地毯; 墙壁也是新刷的。我问有电视插销吗, 她说有。 她问我喜不喜欢这房子, 我说很喜欢。她问是否会住三年以上, 我说会。我们出了屋, 她又介绍说, 我下面住着一对老年退休夫妇, 我右边住着一对中年女伴;我上面住着一对中年夫妇, 她丈夫三个月才回家一次, 是货船驾驶员。这楼里几乎都是中老年女人; 没小孩﹑没青年﹑没狗没猫。光洁的水磨石的楼梯, 按住户段落划分, 每家每周必须湿擦一次。下了楼, 又回到她的屋。于是她从抽屉里拿出房租合约, 我取出带来的押金。她从老花镜上面盯住我说: “如果你解约, 应提前三个月书面告之。一般这押金是不退的。”
   “为什么不退?”
   “大多数房客走后, 我们要花钱搞卫生的, 一般住户保持得都不合要求。比如买新地毯, 也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我点点头。真怕话一多, 万一她不租给我。她说, 有三个单身德国女人,还等着她的回话呢。
   
   合约是现成的, 她一项项说给我看。诺拉也探身挨着我,沉默不语地看着——水电暖气费另算, 垃圾杂费加房租费总共三百二十九马克。我暗暗吃惊——还没住进来, 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三十马克? 但生怕失去这个住处,又没敢多问。
   再就是交房租要按签约日期算。我那边也要再交两个月房租。我希望我们的日期能晚两个月算。努太太说不行, 否则她会租给别人。诺拉好说歹说, 她才象割了心头肉似地说道:“那好, 这半个月就不算了, 从下月一号起算好了。你可以下月一号来拿钥匙。”
   
   
   
   
   
   
   28.《爱的呼唤》出版//生日聚会
   
   
   外星人:
   收到了台北邮寄来的二十册《爱的呼唤》。 出版人不喜欢原名《一个大童话》。为了它能顺利出版, 我只好同意。当我把书抱在怀里时, 我的高兴和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她是我盼望了半生的女儿啊!
   我迫不及待地从头看到尾, 却不禁很失望——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别字? 怎么会不该错的字却把文字搞错? 比如原稿上明明是“十个工分合八分钱”, 却印成“一个工分”; 明明是“小孙”, 却印成“小孩”……甚至个别页数也印错了。每个有错的地方, 我都夹上了小纸条, 竟达二百几十处! 只因我太相信别人, 只因我未能亲自校对? 真是想不到! 作者亲自校对竟这么重要?!
   生米已成熟饭, 还能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 在国内不可能出版的书, 毕竟在海外出版了! 因为毕竟没有删改文字!
   又从头看到尾, 发现某些文字﹑某些描写﹑某些段落, 由于急切地想出书, 稿件寄去得太匆忙, 写得还不尽人意。我把一本夹满了纸条的书——那些一一改了的错, 又写了一封信, 一起寄给了出版人; 说假如有一天再版时, 希望没有这些错误, 并能做某些文字上的修改。
   
   我迫不及待地给元元写信, 告诉他出了书的天大喜讯, 并付上好几张我与书的合影。还说,下一步就是想办法找有钱人做经济担保, 不仅给他, 也许给罗文罗勉两家人一起办出来; 我忘不了出国前他们对我的期望。
   
   从小我习惯了“报喜不报忧”, 凡是不快的事一概不在信上写;不仅我如此, 两个弟弟和元元也如此。
   书, 不想往北京邮寄, 因为怕被公安扣住。元元终于来了信, 对出书也未多言, 对我要做经济担保的打算也未多表一字, 仍象以往一样, 信短得象个便条;且又付了几张谁谁发了横财, 谁谁变成爆发户的剪报; 又说某人正搞一项新发明:用化学镀“金”镀“银”, 如何大有前途……似乎他在那人手下工作, 却又似是而非, 什么也说不清楚! 搬完家, 说什么也得把他快办出来, 别在那儿自以为是地瞎折腾了!
   把出书的好消息打电话告诉阿玲, 她希望我周末去, 我犹豫; 她说:“你来吧, 你的路费我给你出, 实报实销。住三四天再走吧。”
   
   
   我把一本改了所有错处的书送给了阿玲, 她视为珍宝一般。
   “你真细心,”她说:” 连页数的错你都改了。”
   我们喝着茶, 嗑着台湾出产的五香瓜子, 想什么说什么,想聊哪儿就聊哪儿; 这晚她没有饭局。我们做了汤﹑炒菜﹑米饭; 吃完洗了碗之后又聊。
   “怎么大陆人受的苦, 都多得一箩筐似的!”她感叹道。
   我无法解释得更多,也不想回答她的感叹。那本书里全告诉她了。
   我对她说了我的打算, 希望全家人都能来德国,一个也不拉。
   “能帮我介绍个有钱人, 可以为我家人做经济担保, 让他们以旅游的名义出来吗?”
   “我想想……”她思索着:“我倒有个熟人, 也是台湾人。他在德国经商多年了, 很有钱;我问问他看。”
   
    当晚我们又聊了很久。她说了一些在电台工作的苦与乐, 也讲了同事中的勾心斗角。尤其是个别大陆人, 她看不惯他们的两面手法。
   有的话想问也不好问, 为什么她一直单身生活? 她是个那么有自尊的人, 我只是从她无意中所说的才体会到: 她所以还没有男朋友, 是因为她的心很高——无论是相貌﹑职位﹑风度, 找不到合意的人, 她是不屈就的。
   “台湾人聚会很多,” 她说:“尤其我在电台的职业, 认识很多有钱有地位的人。我最讨厌一种人——有些年轻姑娘, 特别是那些大学生, 每次聚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 眼睛只盯住目标男人。她们自己什么本事什么才华也没有, 只想找个有地位有钱的男人。”
   
   
   夜里, 我们每人一个床垫子, 一人一间屋。我不禁感叹: 她才比我小四岁, 可我们却象从两个世界里出来的。如果我是她, 我也可以同样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啊。
   次日上午, 我说想回去, 说好多事还要做。阿玲不解:“奇怪你为什么住不下去? 急着回去干嘛?”她甚至有点不高兴:“下午还有人请咱们吃饭呢!”
   “我要办的事太多了, 不可能住三四天呵。”我抱歉地说: “还要收拾东西搬家呢!”
   她无奈只好送我去车站……
   生活太优裕的人, 是以饭局为乐的。可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我怎么也习惯不了以饭局为乐。
   
   
   
   楼里住着一位伊朗青年长颈鹿和他妹妹。他们也取得了蓝皮护照。每人一个单元住房, 也都在学德语。兄妹二人一向和蔼可亲。长颈鹿听说我要搬家, 说自己想挣些外快,又会开车, 打算同另一位同乡, 一起帮我搬家, 价钱会比搬家公司便宜一半。
   “搬家公司是多少呢?”
   “起码四百。我们只要二百:一人一百。”
   “行。”
   
   新家具都是装拆式的,下午和晚上的时间, 我就把它们细心地拆下来, 用搜集来的旧报纸, 一件件包好。看着不起眼的家,工作量竟是如此之大。 诺拉进屋看到这纷乱的景象,说道:“德国人的谚语:‘搬三次家等于着一把火’。”
   我说:“我的体会是:搬一次家就等于扒一层皮。”我那蹩脚的翻译, 让她似懂非懂。
   “明天我生日, 你会来吗?” 她问:“在我家, 下午五点? 我请了十几位同学,还有一对中国人夫妇。”
   “祝贺你呀! 我当然会去。”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德国人的家庭生日聚会。中午我去超市买了一件浅粉色的棉料短袖汗衫, 估计这号码, 诺拉穿着一定合身。但这汗衫总象缺点什么。我用铅笔在汗衫的左胸上, 轻轻画上艺术体有如花朵般的“诺拉”的德文名字。我找出稍稍深些的浅粉色的绣花线, 把它绣了起来。绣完, 又用熨斗把它熨得平平。哈, 生色多啦, 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件汗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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