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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星人的66封信(3)

22. 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外星人:
   当我坐在火车里返回家时, 回忆这两天台湾朋友们的热诚好客, 两天中竟有三次饭局;饭桌上她(他)们的聊天, 与大陆人聊的内容和语言又是多么不同! 而阿玲几乎不做饭——很多吃食都是从台湾邮寄来的现成的, 她在德国顶多买一点水果而已。

   我第一次感到他们和大陆人生活上的差异——无论是内容﹑品质﹑方式和习惯。我相信自己永远变不成他们, 他们也永远变不成我们; 就好象我们和德国人一样。
   
   
   星期一早七点一刻, 骑着自行车, 准时地去德语学习班。教室是在山上养老院里的一间屋子。在德国, 骑自行车上班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马路上没有自行车道,也没有关于骑车的交通规则和法律保护条例。马路边上窄窄的人行道, 既不适合骑车,又常断道。很多马路的左右两边连窄人行道也没有。所以骑车的人, 只有冒着风险, 紧贴汽车道的一侧行驶。不但听说出了事故骑车人往往打不赢官司, 我自己就亲眼见一辆自行车被汽车碾成麻花状, 尚未被交通警拾去。学开车? 我还没想过。阿玲说, 她的德语那么好,还花了四千五百马克才拿到驾照呢。 花五﹑六千才拿到的中国人不在少数。 而德国青年一过十八岁去「驾驶学校」学开车, 才几百或一千几百马克就拿到驾照了。外加每月的汽车保险﹑汽油﹑修理和定期检查的诸项费用, 不仅我财力不够, 就算够, 我也未必去学——孤身一人在德国, 德语又不行, 出了车祸怎么打官司? 坐了轮椅谁来伺候我?
   
   
   往山上最陡的路段,只能在人行道上推车前行。养老院的牌子, 是个大而醒目的天主教教徽。山上几乎没有人家。极宽的无人看管的入口处是一大片花园; 花木繁多,果树林立。顺着漂亮的小石子路推车往前走, 一座几乎全是玻璃建造的波浪形艺术风格的两层楼房, 才是真正的入口处。
   
   每次进这养老院, 都给人一种德国的老年人皆在天堂里生活的感觉。且不说那在花园里散步, 看起来还蛮健康的德国老人; 只说一进那明朗的﹑一尘不染﹑花纹大理石铺地﹑能照映出人影的大厅, 四周是用真花真草和人造喷泉, 布置得活象一个温室的大花园!身穿一色雪白工作服﹑白袜白拖鞋的工作人员们, 各个安静有序地各司其职﹑温文尔雅﹑无一声喧哗和咳嗽。连各屋门也是玻璃的,你一眼就能看见一边的理发室, 正坐着一位白发老人, 和蔼体贴的理发员,正在一边小声地和她聊着天,一边给她修剪头发。那位坐在轮椅上要进电梯的老人, 正被推着, 腿上盖着干净暖和的毛毯,一脸的怡然自得。再远些的粼粼光影, 似是温水游泳池的反光。听说还有按摩间﹑桑拿浴﹑小图书馆和小电影院。每天都有专用大公车, 载着想去老城步行区散步的老人们下山往返……
   我走到开敞的柜台前, 向管理人员出示了“学习证”, 她点点头。我穿过几间老人卧室的门前, 大多门在开着, 服务员们正在整理雪白的被褥, 打扫卫生。老人是每人一屋, 有的坐在自己的小阳台上, 腿上盖着毛毯晒太阳, 或是闭着眼做梦, 或遥望花园呼吸着新鲜空气……我简直不相信还有比这里更幸福的老人们了。
   
   女教师约三十岁﹑高个子﹑灰眼褐发﹑文静可亲。学习班共十二个人, 只我一个中国人; 其他的来自波兰﹑伊朗﹑罗马尼亚﹑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印度。那时我才知道: 即使不来自共产党国家, 如果你个人受到了政治迫害, 只要符合「国际难民法」中的要求, 也照样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连台湾人也一样。
   
   今天加入了一位新同学, 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一位中年人。他能说不少德语, 但不能读和写,他说已在本市住了六年。
   “六年?” 课间休息时, 我用自己那有限的德语问他, 同时连比划带画: “你有了居留吗?”
   “有。”
   “你工作吗?”
   他点点头。
   “在哪儿工作?”
   他一摊手, 耸耸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告诉我(直到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很多人不工作,却说自己有工作)。
   我们又互相问了是否结了婚﹑有孩子等等。他说, 他等了足足六年, 才可以接他太太和三个孩子来德国团聚。
   “必须六年?” 我着实惊讶。
   他肯定地点点头, 张开手指比划着:“六年。”
   “中国人也必须等六年?”
   “不知道,”他摇摇头。
   
   
   第二节课后, 是二十分钟的大休息。我又象每次一样,去花园里和其他角落转转。一眼见到女教师站在僻静的廊下闲站着。我走过去, 向她笑笑, 她也向我笑笑。我有一肚子话想和她聊, 想和她做个朋友, 可二人竟无话语, 就那么擦身而过。也许她无动于衷, 认为上课就是上课, 休息就是休息, 多一句废话都不想讲; 可我心里却充满了遗憾——我深感和德国人交朋友是多么困难; 由于语言的陌生, 彼此深知谈不了什么。那遗憾和失落感是无以名状的——我们心甘情愿地陷进这莫名其妙的孤独的海洋里, 而主人德国人, 并不见得喜欢和欢迎我们。他们只是凭着理智和人道去办事; 而在私人的情谊上, 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也许下半辈子都无法越过——也就难怪个个想和家人团聚了。
   
   
   
   
   
   
   
   23. 竟无一个中国人?//疤老弟的小疤
   
   
   外星人:
   我几乎每两天就给元元发一封航空信, 有时甚至一天一封。自己也不知道怎会有那么多话要说——所有的感受﹑见闻﹑所有的废话, 一写老长。
   我发去十封, 他大约回一封, 仍是精简的“C . C.”, 仍是两句三言, 仍是附上三四篇剪报——谁谁成了大名顶顶的万元户, 谁谁又发了, 谁谁富得成了国际名人了……我奇怪这位出于理想和我结婚的人, 怎么对“财”和“发”如此地感兴趣, 甚至百倍地超过对他老婆?人家发不发和咱们有神马关系? 你老咪兔能不能正经八百地写封信哪??但我所以没太往心里去的原因, 是知道他在北京就是天天以“侃大山”为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 这些报纸, 就是他侃的内容啊! 他定了二十几种报纸, 他不鹦鹉学舌地去侃, 谁能知道他学识渊博?
   不能说这是优点和好习惯,但我原谅他, 是因为理解他——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 被人踩在脚底下, 只能烧锅炉; 造成了他的幻想非非和不学无术。他不是哥哥遇罗克。我在挨批判时他想和我结婚, 我的“实话文学”他给予高度评价, 是因为他把他的幻想, 全都寄托在我身上。他自己只看闲报不看好书, 用侃大山打发时间, 却希望我去冲锋陷阵﹑写出佳作﹑不怕官方批骂, 而他背后给与无懈的精神支持。
   
   当他下一封便条式的信, 漫不经心地说他辞了职﹑一心“搞生意”, 不想受天天上班的束缚时, 我不由傻眼——他真的有一点儿自知之明吗? 一个一点儿奸也不会耍的人, 偏偏要进入“无奸不商”的行列? 还是他那病入膏肓的乌托邦幻想病, 在这人人成了爆发户的热潮中又犯了?——实行他在北京时就告诉过我的: 他要“以诚示商”﹑“以诚经商”地改变人们千年来的旧有观念——“无奸不商””变成 “无诚不商”?
   只想把鸡蛋往石头上碰的傻蛋! 我敢说, 他连每月自己那六十元“工程师”的工资也挣不出来,他可吃什么呀? 还是他看我给他寄了钱, 他心里就来了劲儿﹑有了底气? 这就更没谱了!我在报上的连载文章早就停了, 正待出版的自传无一文稿费——那家台北很有名的私人出版社,刚盖起一座七层高楼,装饰华丽的「艺文中心」,却说付不起稿费;连去阿玲那儿串门我都因路费而考虑。他怎就有这么大的底气和牛劲去经商? 经的又是什么内容的商?
   
   再一封信又一如既往, 他全不管你上封信有多少个问号, 一概置之不理, 却煞有介事地问我: 这信中附的几个小棉花棍儿 (即德国处处有卖,十分便宜﹑人们用来掏耳朵掏鼻子的), 正在中国开始时兴, 有台湾厂家在国内生产, 你若帮忙推销, 会有多少回扣云云……
   气得我没工夫理他。想了想, 只有尽快地把他办出来——只要我的居留一到, 不管费多大力气, 也得把他办出来——别在那儿乌托兔了!
   
   
   递交申请书后第八个月时, 从纽伦堡市来了封信: 要我去纽伦堡的一个地方, 履行必须的程序——德国有关当局派人必须与我面谈, 配有翻译; 并让我去本市的社会局领取路费和一夜的旅馆费, 信中还附了张详细明了的简要地图。
   我给阿玲打电话。她说, 据她所知, 凡申请者都要被面谈一次; 谈完之后, 就等着居留下来了。她祝我好运。
   
   
   一路上带着在北京买的《德语会话手册》, 又写了几个估计能用到的会话条子, 背上不大的背包就上路了。下了慢速火车, 再乘TAX, 对司机连说带比划地出示了地址条子。他一定颇有经验, 也不多问, 便把我带到一家很便宜的客栈, 并指给我: 一百多米外的那座大楼, 就是明天我应报道的地方。
   有了房间钥匙, 把简单的东西安置好之后, 时间才下午, 便象散步似的去看那座大楼。 特意制作的很大的门牌号和街址牌子, 立即清清楚楚地立现在眼前, 正和我信上的地址一模一样——仅从这上看, 就看出政府对难民的人道和关心! 我蹬上了十几层高的大宽台阶, 紧挨着楼站在门前, 扒着关得紧紧的玻璃门朝里张望: 黑乎乎空洞洞地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儿, 空寂得活象是墓地的地方, 就是给我居留的圣地?
   
   
   次日一早, 我比规定的八点钟早到了半小时。天, 比起昨天下午那死海般的黑色沉寂, 一夜之隔, 简直是人山人海! 两层楼人全满了, 都是亚洲有色人种!拉家带口﹑孩子哭大人叫﹑呜噜噜听不懂的说话声, 使我象陷入外国迷魂阵! 我就在这迷魂阵的海洋里游泳般地来到二楼,去找自己应该进入的办公室。 那门还锁着, 敲也没人开。一位干瘦的亚裔男人, 向我指了指他的手表, 摇摇头,表示还早——离八点还差二十分。我想看看有没有象我一样的中国人, 楼上楼下地找来找去, 在这足有八﹑九百口子当中, 竟无一个! 怪不得他们说我给中国人丢脸——除我以外, 竟无一个同胞?! 个个如此爱国?!
   哼, 我心想, 是真爱呢, 还是根本没胆量申请政治庇护?
   而这些拉家带口的一堆一伙的, 看上去活象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人们, 他们真有政治庇护的理由吗? 我好奇地问身边一位男子, 他象我一样会说些简单的德语, 他自我介绍名叫疤老弟, 二十五岁, 阿富汗人; 他理由十足地指着左腕上的一块小疤说:“警察, 警察, 这是警察打的!”我象法官似的坚信地点着头。心想, 人家这就是理由, 人家一点也不惧怕, 人家就是要来德国生活, 人家知道这是比结婚或找情人好一百倍的出路!人家把小时候爬树时, 不小心划破落下的疤, 一口咬定是警察打的, 而兴许就能通过。可那高喊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的中国人, 连人家普通农民的智商都没有, 更諻论勇气!
   
   
   
   
   
   
   
   24.我的墓地在读者的心里//与大鳄鱼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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