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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当我猛丁出现在病房门口时,着实让她意外。大病房有八张床,外加陪伴的家属,热烘烘、乱糟糟的有二十来人。母亲穿着又肥又绉的蓝白条住院服,正笑眯眯地和一位侧身躺着的老太太聊天。她一见我,足足愣了两三秒钟。
   “噢、噢,罗锦来啦?”她不自然地招呼道。
   “这是我女儿,”她向那凝视我的老太太介绍道:“啊,你刚出差回来,是吧。”同时暗地里向我丢个眼色:“你才从武汉回来吧?”
   “嗯、嗯,”我只好这样答应着。可怜的母亲,只因我还没来看过您,您就用这话向病人搪塞。我太对不住您了!
   “这位是——?”她疑惑地瞅着旭阳。
   “他叫旭阳,<土地>杂志的编辑。”
   “噢、噢,”只要一听“杂志”,母亲心里就不自在:“坐,坐,吃个水果吧?”
   我们坐在她的床沿上。我没有给母亲带来任何吃的,她却在招待我们,好内疚啊。她在这儿病着,而我却在外面拼搏……
   “您好点儿了吗?”我们坐在她的床沿上。
   “好多了。”她削着苹果皮:“我想出院,你爸爸和罗勉不叫我出去,让我再住几天,说一回家又怕累着。”
   母亲假作轻松地东谈西扯——这水果是区政协的人买来的啦,她又成了政协委员啦,每月又给车马费啦……
   “这苹果味儿不错,”她切成四瓣,一一递给我们:“还有橘子,尝尝吧?”
   旭阳阻止,但她还是拿出来剥。她抿紧的嘴唇和若有所思的面容,明明是在琢磨我们的来意,却又一句也不问。所以她才又切又剥,找些事干当做话语;或许用这来告诉我们——此地不宜谈别的?可是在家里又何曾谈过?您的孩子还要去厮杀,顾不得了!
   “妈,”我压低了嗓子:“我们希望您写一份材料——”
   “小点儿声!”她烦躁地皱眉、低声打断:“这是什么地方!哼,”她冷冷一笑:“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哦,我应当为了什么才来呢?一个堕落的女人!您这快要被人制死的、太爱活的孩子!难道有闲心到这儿来聊家常、吃苹果吗?
   “没办法。”我竭力忍住心里的怨忿:“舒鸣在法庭上一口咬定,说您说的——说我给达奇送了礼,达奇才判我们离婚。所以麻烦您写一份书面材料,澄清这没影儿的事。”
   我一面说,她一面嫌厌地频频皱眉,一心只怕旁人听见。那躺着的的老太太,使劲支起耳朵,偏过头来听。
   “没必要。”她一晃头,果决地低声说,“我早就向法院的人说清了,都有记录在。没必要写。”
   我看了看旭阳,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母亲。
   “虽然您说清楚了,”我解释道:“可中院还抓住这问题不放。”
   “没的话!法院总得按政策办事。”
   “要真按政策办事,就不会有这种事了。达奇在卖澡票儿,在停职检查。”
   “凭什么!”
   “就是这样。您问旭编辑,是不是真的?”
   母亲似信非信地瞥了他一眼。旭阳朝她凑近一些,沉着地说道:
   “她的案子就要开庭重审了。我把<内参>所有的不实之处都调查过了,材料全齐了,肯定能胜诉,就差您这一份儿了。要是您方便,哪怕写几个字,对我们也有用处。”
   “我看不必吧。法院有记录嘛。舒鸣信口开河,又没凭据,又没证人,法院怎么能信他的?”
   “达奇确实在停职反省。法院的人虽然找过您,却又故意提来提去。如果您亲自写一张书面证明,他们就不敢了。”
   
   邻近躺着的老太太,越来越想听清我们的谈话,把枕头朝这边挪动。母亲紧綳嘴唇,眼角的余光早已窥见到别人在窃听的乐趣。
   “好,我写。”她有气地“当”地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匆促地翻找笔和信纸。
   “我这儿有。”旭阳将自己的笔递过去。
   “不用。”她生硬地说着,“噌”地拔开笔帽,“唰唰”地在纸上便写起来,不止一处把信纸划破。那熟悉的、微微倾斜的字体,每一笔都留下气恼和厌烦,似乎在无声地驱赶我们出去……
   “行了吧。”她“喳”地合上笔帽,眼皮抬也不抬,又“嚓”地撕下那张纸,生硬地递给旭阳。我凑过头去看看,两人刚看了一半,母亲便不能自制地朝门口一摆手:“行了。”
   我们只好站起来,正欲道别,突然一声:“妈!”——罗勉像一团风似地进了屋。
   他的身上还裹着外面的寒气,一身蓝呢子中山装,领口敞着,连帽子、大衣和手套也没穿戴。见了我和旭阳,连个招呼也不打,便坐在了母亲的床沿上。
   “吃饭了吗?”母亲的脸立即松弛下来,关心地看着他:“瞧手冻的!怎么连大衣也不穿?”
   “嗯,”他用手背抹去鼻涕:“刚回家就来了。”
   “噢、噢。”母亲似有所悟,不安地瞧瞧我们。
   “您是旭阳同志吗?”未等母亲介绍,他便耐不住地低声问道:“我有话要跟您谈。”
   我们只好又坐下,母亲惴惴不安地看着我们。
   “我劝您少管我姐姐的闲事。”他在克制着自己:“越有人管,事儿越大。”
   “你怎这么讲话?”旭阳奇怪地盯住他。
   “你小子少管!”我忿忿地说道。
   “有话你们出去说!”母亲紧皱眉头,瞭了一眼四周:“出去说!”
   “我没跟你讲。”罗勉瞪我一眼,立即和旭阳走出病房,我也跟了出去。
   “罗锦,”旭阳转身嘱咐道:“你先到那边去,在楼梯口等我,啊?”
   他显然是怕我们吵起来。
   
   旭阳,我的亲人,如果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我站在寒风飕飕的楼梯口,望着窗外暗下来的天空,只觉人生是这般艰难,这样苦涩。病人,在医院里和死神挣扎;健康的,在外面也同样挣扎。虽都是挣扎者,却谁也不可怜谁;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死。除了血缘关系,我们还有什么?理解,支持,帮助,体贴?过去有过,这些年又哪里去了?难道苦难的外力,必造成内核的分裂?还是本来追求的就不相同,外来的压力才使我们彼此看清?
   
   “可气,真可气!”旭阳一拍我的后肩。只见他红胀着脸,一迭连声地责怨:“好不通人情世故!”说着便向楼下走。
   “什么事?他怎么了?”我追上他。
   “我调查为了谁?不但是为了你,还不是也为你们全家?我怎么跟他讲,都说不服他!他说:‘您少管,管了我们也不知情。’我说:‘我不需要你知情,我是出于正义。’你猜他说什么?——‘我正要代表我们家,给<焦点>写信呢,证明她第一次结婚从来没为过我们,第二次结婚也与我们无关。我们对她的离婚绝不表态!她的自传文学根本不真实!’这话实在让我想不到!太想不到了!我说:‘不真实?你们的户口是怎么迁到东北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帮不了忙还帮倒忙?’他说:‘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帮所谓的忙,事情还闹不了这么大呢!’——你说多可气罢!气得我二话没说,扭头儿就走了!”
   我不由惊愕地站住了,慌忙上前拉住他的衣袖:
   “不行啊,您还得回去说说他!千万别在这时候坏事!”
   “跟那小子我没法儿过话!”
   “只当为了我吧,我求求你!”我堵在他的面前,不让他往下走。
   “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回身走去……
   
   我站在楼梯拐弯处的窗户旁,繁星在深蓝的天上闪烁。一九六六年的那个抄家之夜,我和罗勉站在邮局外,不也是望着夜空吗?哦,那时的小弟弟,多么可爱!是什么使我们都变得不可爱了呢?周围如此的寂静,两个人压低了的激辩声,时而飘来——
   “……她的事……给了我们多大压力!……在单位都抬不起头……”
   “……能怪她吗?……”
   “……干嘛要闹得这么大?”
   “……不讨论,不造成舆论,能离婚吗?……她的……”
   “……谁强迫她结婚了?……”
   “……要承认事实……”
   “……就因为她,我妈的病才加重的!……”
   “……她愿意这样?……”
   “……不能让这件事再扩大发展!”
   “……等开完了庭,你再证明行不行?……”
   
   夜色,更加浓了。我大大喘了一口气,心里憋得慌。忽然想到,旭阳在调查每一份材料时,不定费了多少唇舌,而他却没露过!
   
   
   
   
   
   
   69.区院再审
   
   
   
   早上差一刻八点,我站在区法院大门外,等着代理人乔真。门内的院落里,站着舒鸣和他的两位代理人。我不愿让他们看见我,向一旁挪了几步。
   上告舒鸣“诬陷罪”的申诉书,写了足有十几次,法院却理也不理。陶渊在和我个别谈话时,认为舒鸣是在“气头儿上说的话”,立不了案。
   
   原来的代理人李春光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再插手,由于法学研究所的李勇极先生曾在《司法》与《焦点》发表过极有说服力的文章,也很想做我的代理人,然而中院却说非要该单位开允许出庭的证明,该单位又不给开,说本所工作人员只有研究任务而没有出庭的任务。去律师事务所呢,又生恐他们与法院通气,花了钱反而受骗。如此,旭阳便介绍了乔真先生。
   
   马路拐角处,远远地出现了一位面色黝黑、瘦削的中年人,黑边眼镜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他的五官见稜见角,有一股仗义劲儿。他是某中学的语文教师,曾在《土地》发表过短篇小说,学过些法律知识,曾为他的学生出庭而胜诉。
   本来,我很希望旭阳能做代理人。但他说,为了今后共同生活,现在他只宜做“幕后”工作。
   
   “来了?”乔真走近问我:“他们来了吗?”
   “来了。他们都在那边。”
   他向那边草草一望。近几日,他总像有些神不守舍,以往他可不是这样。
   “您有把握吧?”我问。
   “没问题。”他避开我的目光,提起手中的黑皮包:“材料都在这儿呢。昨儿晚上我又看了一遍。”
   
   平时,他总要挺起胸脯、微昂下巴,自豪地一翘大拇指:“看你乔大哥的!”然而,即使他又会如此,我也仍旧担心——自中院裁定之后,整整过了四个月,陶渊才开始找我个别谈话。那么长时间,区院是怎么研究的?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听说,陶渊原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对法律一窍不通,在文革期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进了区法院夺权,自此就没离开法院,不仅成为民事厅的审讯员,又升为主任。他五十来岁,淡黄面皮,方脸阔嘴,神态和蔼,一副端庄谨慎之气,丝毫没有郭杰咄咄逼人之感,可也摸不透他的心思……难道,他敢和顶头上司中院对着干,做出像达奇一样的结论?在旭阳调查出来的那沓子铁证面前,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只见一位矮胖的中年男子向我们走来。
   “您二位,就是遇罗锦和乔真同志吧?”他说道,并打开记者证让我们看:“我是<焦点>的记者,刚从上海乘飞机来的。我要求旁听,法院不让。说什么是‘阴私案件’,屁话!什么叫‘阴私’?全国讨论都讨论了,还有什么‘阴私’?中院怎么想开四百人旁听的审讯来着?没有道理!但怎么说也没用。那两位——”他用手一指,只见有两位陌生男人正和舒鸣他们闲聊:“是<时报>和<日报>派来的记者,也不让旁听。唉!”
   那两人远远瞟着我们,肯定是支持舒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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