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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嘿!”身后传来一声粗野的吆喝。
   “去你的!”
   我一个人径自过了马路,大步向家走去,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
   “空气爱人”已无影无踪,现实代替了一切,胸中塞满了一肚子气。多少令人可气的事都想起来了……
   
   
   
   
   
   49.平反
   
   
   
   由于复写,稿纸全用完了。是去向他要呢,还是自己买呢?买不到这种规格的大稿纸。向他要?怪不好意思。最好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口气吧。
   “稿纸用完了?中午来取吧。”那浑厚低沉的声音多好听啊。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堆满的文件、稿子、信件,给屋里增添了随便和亲切的气氛,也告诉我他的工作是多么繁忙。“两遍,”我记起他的话:“我一天中看了两遍。”——整天看稿件、开会,忙得不可开交的人,该有多深的兴趣才能将那并不成功的手稿一天看两遍哪!两遍是二十四万字呀!
   我把写完的部分稿子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您先看这部分吧,刚写了一半。”
   “这么快!才写一半就这么多了?”见了那桌上的一叠作品,他不相信地说。他是嫌我办事太急躁?是担心我写快了,写不出好东西?
   “别离题太远啊。”他有些担心的目光射向我,又用手按了按那叠稿子。彷彿他的眼睛是透视机,早已看出了作品的毛病。
   “不会的。”
   他似信非信地微微一笑,轻快地打量了我一眼,温和地问道:
   “再给你四本稿纸够吗?”
   “嗯,够了。”
   有人敲门。
   “进来。”他说。
   “哦,老何,”一位留小平头的年轻人探进身子,一手拿着一份稿子,问道:“您有客人?”
   “什么事?”
   “文章里有两句话,”他走进来:“您看这怎么改?”
   他告诉了他。
   “嗯,好。”
   “喂,别忙走,你去给我取四本大稿纸来。”
   “好。”
   年轻人立即取了来,彷彿十分乐意为他效劳似的。
   又有人敲门。是的,怪不得第一次我们必须到会议室去谈,他真忙啊。
   这位编辑走了以后,他微笑着,帮我把稿纸放进书包。
   “这个书包真花啊。”看着那大朵鲜艳的花布,他意味深长地说。
   “花?我喜欢。”不知为什么,他的话让我十分愉快,好像我的回答也让他欢悦似的。
   当他又伸出手来和我告别时,这麻烦的仪式使我感到有点多余,可又不得不服从。那大手依然松软、温暖,我真想翻过那手心仔细看看他的手纹——就像某些迷信的人那样,从这手纹里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过去和将来。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位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敢于为哥哥仗义执言的人,他过去的经历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般见义勇为?他都写过什么文章?我多想知道啊。
   
   
   
   隔天晚上,我和舒鸣一起去看望父母。小弟二十八岁了还未结婚,和父母一起过。两家相距有五里地,舒鸣用自行车驮着我。他那宽阔的后背是多么结实!飞驰在平展的柏油马路上,迎着晚风,望着他那厚实的背,我又想念起“空气爱人”来,他——那后背也这么宽,这么厚实;不,也许不太结实,像哥哥一样显得文弱。但不管怎样,当他用车驮着我时,我一定总想把脸俯在他的背上,闻闻他那好闻的气味……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搂着他的腰,用脸颊在他后背上轻轻蹭着,快乐得像个孩子。我希望这条马路有好长好长,他老骑不到头……也许,他会腾出一支手来,摸摸我的手腕。
   “哎呀,你把我摔下来怎么办呀!”我会说。
   “不会的。”声音低沉,充满着爱。
   他重又两手扶着车把了,我搂着他,闻着他,就这样到了家……
   ……就这样,我一路幻想着到了家。
   现在父母已经搬到了两间狭小的小平房——每搬一次家,环境和住房就要次一些;每次搬家,都幻想着当地的街道也许能对我们好一些——不要老拿我们当做敌对份子,然而,这也只是幻想罢了!也只是最近,随着政策的改变,街道和派出所才不再敌视我们了。
   此时,父母正坐在小厨房里——那里兼“会客厅”。
   由于两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西屋不够住,靠了舒鸣这位三级电工的帮忙,在房前盖了一间七平方米的厨房。水泥、白灰、砖头、麻刀、油毡、柱子,几乎都是舒鸣帮忙弄来的,他又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同事,一天就把房盖了起来。父亲这位日本留学的土木工程师,二十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总算显了一手——这七平方米的小厨房又明亮、又向阳,两面是老大的玻璃窗,像个种花的小阳房。也就难怪父母把这厨房兼做会客厅,谁都不爱坐在阴潮的小西屋了。
   还没进门,舒鸣就叫起“妈、爸爸”来。
   “噢,来啦?”母亲高兴地招呼道。六十岁的母亲比以前越发虚胖了,又增加了好几种病:之一便是“肺心病”。即使她和人打一声招呼,也带着喘。而在以前,母亲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体育健将啊!但哥哥一死,她的身体骤然坏了。她那不轻易外露的悲痛全郁结在五脏六腑。先是气管炎,然后便是慢性肾炎﹑肺气肿﹑心脏病﹑浮肿﹑头发脱落﹑虚胖。好在她很少失眠,只是在肺心病发作时,才睡不着觉。
   “你们至少一个月没来了吧?”母亲带笑的眼睛里含着些失望,而声音里却装作毫不在意。
   “嗯,挺忙的。”我有些惭愧,尽管也一点不外露。为什么我对回家没感情呢?就连今天,也像是来走个形式似的。
   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舒鸣把买来的水果放在桌上,父亲不吭一声。也真让人难以想像:家里这些磨难,竟没使他添任何疾病,哪怕他想念哥哥远甚于母亲。以至我总有一个预感:有一天他会突发一种病,是谁也治不了的。
   “罗勉呢?”
   “他们同事新近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母亲说:“见面去了,今天是第二次见了。”
   “哦,上回那个又吹了?”
   “唉!咱家条件不行啊!”
   还说什么呢?到现在,母亲的右派问题虽然刚刚“改正”,我家条件仍然属于“不行”之列——罗勉刚成为一级工,插队期间不算工龄;母亲只有四十七元退休金;父亲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现在仍做体力临时工,每月挣三十多元;哥哥的问题刚由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正在调查中,尚不知何时解决和怎样解决;罗文在监狱里,五年还未到期。因此,罗勉对外人从不敢提他有个姊姊和二哥,即使偶一提,也含糊其词一带而过,免得又添一大障碍。幸好我已结婚另过,女方每每倒不认真追究。否则,他的对象就吹得更多更快了。
   “这个对象怎么样?”我问道。
   “听说,第一次见面就对他挺有缘。”母亲道:“她非要给罗勉买支钢笔。挺有意呀,第一次见面哪有女方给男方买东西的?以前那几个可都没这样过。”
   “就是人长得丑点儿,”父亲说。
   “你甭老挑美丑!”母亲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这个!能对咱们孩子好,比什么都强!她是个教师,比罗勉工资还高,家里条件也还不错;出身城市贫民,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罗勉喜欢她吗?”
   “他也是嫌她模样差点儿,有心要吹。第二回女方约他,说什么我也让他去了。不行啊,咱得有自知之明啊!又想模样好,又想心眼好,能轮上咱们吗?再说,这女孩子多少也还有点模样。”
   “有相片吗?”
   母亲找出来递给我,舒鸣却急不可耐地先抢在手里。
   “嗬!”他笑道:“实在差点劲!”
   确实说不上好看。我隐隐为罗勉感到委曲。罗勉文质彬彬,白净面皮,一脸的书生气。多少年来,他一直爱着他的同学昌石的妹妹。那女孩子既活泼,长得又可爱,对待他就像对她的小哥哥一样。然而,当罗勉积了几年的勇气,先徵得了她哥哥的赞成,又含蓄地向她表示时,没想到她和她慈善的父母立即冰冷起来,由昌石出面无可奈何地转告——不成。自然,仍是两家条件悬殊!条件不悬殊的又怎么样呢?后来和罗勉吹了的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出身和境况都并不比我家好,却一心想找个条件好些的,以减轻“后代”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所以,如今罗勉的这一位对象,倒可算是难得的了。爱情在哪儿?父母之间有爱?还是我和舒鸣之间有爱呢?一代一代下去,都是凑合过吧。
   “凑合过吧,”我说:“心别太高了。”
   “可不是,要听你爸爸的,罗勉一辈子也找不着对象!”
   然而,我却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可是,我为什么又不会说出相反的话呢?好像对家里人的事很淡漠了。
   “专案小组来过咱家两趟了,”母亲欣慰地说道:“那个组长也是文革中受过迫害的,对咱家可同情了。她说你哥哥的问题基层已通过平反决定,只等上头批了。我又问了问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他们说快了,正在调查。”
   “我哥哥的问题到底卡在哪儿?”我问。
   “听说,百分之九十九都解决了,就差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是谁呢?”
   “能有谁呢?!”
   是啊,给我们“平反”的人,往往正是给我们定罪的人。
   “还问我有什么条件,”母亲叹了口气。
   “您怎么说的?”
   “唉!人都死了,还说什么呢? 他们要给家属一笔抚恤金,我不想要。花那钱难受哇!”
   “妈,您听我说,”舒鸣接过来道:“您不要白不要。买个电视看也是好的!干嘛不要?噢,人就白死啦?我们街坊有一家,儿子也被枪毙了,公安局来给平反,那老太太说什么也得叫他赔个大活人!抚恤金给多少?噢,两年蹲监狱的工资钱?那能有多少?他当时是学徒工吧,头年每月十六元,第二年才十八,第三年才每月二十四元,这才合多少!不行,到这份儿上,有得是加码要的,公安局也得听着!能多要一块就多要一块!”
   “也有亲友这么劝咱们的。”母亲黯然地道:“可是,花这钱难受哇!我只提了两个条件。”。
   “三个,”父亲提醒道:“后来又提了一个。”
   “对了,三个。第一,希望公安局给凡是受遇罗克案件牵连的人都平反;第二,给我老头儿,给罗文,给你,都平反、安排工作;第三——嗨,其实本不想提,你爸爸的主意——第三,咱们是因为你哥哥的问题才不得不搬家的,或是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住处去,或是给我们一套单元房——住处太挤了。”
   “公安局都答应了吗?”
   “头两个答应得挺痛快。第三个,有点儿为难,说尽力办。”
   “去他的!”舒鸣骂道:“他们为什么难?装什么洋蒜!那么大权的公安局就解决不了一所房子?别装王八蛋了!”
   “唉!成不成由他吧。罗锦的工作是没问题了。只盼老头儿的工作快点儿解决,我就什么也不惦记了。”
   母亲一手搭在桌角上,微垂下头喘息。那浮肿的发黄的脸上,凝聚着她一生多少操劳和辛酸!但是,为什么我望着她衰老的面庞,望着她脱顶的稀发,却没有了以前的热爱,只有怜悯呢?
   
   
   
   几天以后,公安局的一位同志真的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平反证明书》。结论是这么写的:
   ……经复查,遇罗锦主要是认识问题,原定性处理不妥。现决定撤销原结论和劳教三年处分,为遇罗锦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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