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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童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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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出身论》诞生
   
   
   
   第二天一大早,便传来了二姨的恶耗——她于昨天深夜自杀了,吃了一瓶氨茶碱。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脸颊红扑扑的,静静地像睡着了一般,只是在枕边有一个空药瓶。再也听不到她风箱般的令人窒息的哮喘声了。我这才明白她送我衣服的深意……


   
   火葬场也由红卫兵控制着,地、富、反、坏、右、资、黑干等“黑七类”,死后一律不准进入火葬场。几年前“国家”便有规定:为了少占地亩,不准将死人土葬;现在又不准火化,因此尸首臭了的大有人在。自杀者更算是“畏罪于人民,罪加一等”。
   急得姨父东求西哭,一个劲儿表白她是病死的,街道革委会终于发话说:“既然是病死的,必须有医院证明。”
   幸好二姨从小就患有气管炎,近年来又扩展成肺心病和肾炎,医院总算开了证明。尸首业已停了三天。又无钱雇汽车、买衣服单被等物,便直挺挺将二姨抬上了一辆平板三轮车,由姨父蹬往火葬场……
   
   姥姥被姨父送回家,竟没看到她掉泪。自从那个早晨发现二姨死去,她就只是发呆。她行动变得迟缓,连做饭也强打精神,说话没了底气,一坐下就空空地凝视着一个方向发愣……那爱说爱笑、嗓音豁亮的姥姥永远消失了,现在只留下一个无声无息的灰塑人形。
   “死了……”这是她回家后议论二姨的所有语言。仅仅这么两个字,像是自言自语:“死了……”
   她那凝视空中的呆木神情,就像永远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言不发,再也没有心思收拾屋子或缝缝补补,整天虚弱地坐在桌边,臂肘无力地支靠着桌沿,呆望着空气,一愣就愣上大半天。她健忘得厉害,记忆力在急剧地衰减,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天早上发现二姨再也不醒的模样。
   “姥姥,”我真想抱住她,使劲摇晃她:“您哭出来吧!好好发泄发泄吧!您哭吧!”
   可是谁又敢大声哭呢?我们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姥姥哭不出,她的魂儿已跟着最心爱的女儿去了……
   
   
   李连城被勒令回兰州,并被警告:“再也不许和这样的反动家庭来往。”
   
   日记事后,我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他们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筛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同班的张季和孙成在我的批斗会上积极地发言,给予无限上纲,又扩大了不知多少莫须有的“事实”。他二人本已分配在别的单位工作,所以如此积极,不仅因为他们一跃而变为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也因在学校时,张季因和一位女同学搞恋爱,我曾画过一张漫画,他便怀恨在心;而孙成呢,想和我好,我却没有工夫理他,便也趁今日来报复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小人得志的大好机会!
   
   我和哥哥的日记及母亲交与我的照片都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展出过后,他们全部上交给了公安局。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七类子女学习班”。
   
   
   不久,我们都被放回家了。母亲的头发短短地呲着,只好整天戴个男人戴的旧帽子。
   “他们还会斗我吗?”我忧心忡忡地问母亲。
   “不会了。”她沉静地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千万老实行事。”
   “他们让我写检查,”哥哥调皮地笑着说道:“我就检查毛选学得不够好,共产主义人生观还不坚定。‘不深刻!重写!’好,我把底下的挪上头,上头的挪底下,再换上两段毛语录——又一份儿。‘还不深刻!’好,我再把中间的挪上头,改头换面再来一篇儿。我写了整整有二十多回。态度绝对不会错,也绝对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我可以这样写上它一百回,反正毛语录有得是。”他咯咯地笑了。好像这次进学习班,实在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一间大仓库整个儿腾出来了,地上铺了稻草,一个挨一个睡,足有四百多人,全是厂子里出身不好的或有点儿问题的。也有二十多个‘走资派’。我跟原先的党支书宋玉鑫认识了,谈得挺投机。造反派让他跪在煤灰渣上,膝盖直流血,汗珠子哗哗地淌,让他承认反党,他还是那句:‘我忠于党……’真坚强!私下里我们俩常争论问题,他老是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可是他挺喜欢我。我们俩有空就杀一盘儿(注:象棋),回回我赢。”说罢他又咯咯地笑了。
   可这笑声里有多少辛酸的血泪啊!太沉重了。我理解哥哥对宋玉鑫的复杂的心情。他有教哥哥钦佩的一面——不变节、不屈服。但他既然一直得势,必少不了顺应潮流的、过左的东西,否则,历次政治运动早就饶不了他了。而他过去压制的,不正是我们这些人吗?——他敢培养我们入团、入党吗?他敢评我们为先进生产者吗?他敢不给我们打成“右派”吗?他敢不送我们去劳教吗?如今,正是这样一位极得势的代表人物,和哥哥关在一个“牛鬼蛇神”的大棚里,哥哥对他的复杂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罗文、罗勉被关在各自的学校里,每天由出身“红五类”的人监督着,早晨列队,低头唱“我有罪”的歌,然后是背语录,背“老三篇”拔草……
   “他们说,今后得随叫随到。”罗文说。
   全家提着心——学生打死学生的事,已经听说不少了。出身好的打死出身不好的,连命都不必偿。
   “我们俩干脆去串联。”罗文、罗勉决定:“一到了外地,谁知道我们是什么出身?”
   “行吗?”母亲担心:“能让你们上火车?”
   “都一窝蜂似的,连票都不查,只要有个学生证。有卖红卫兵袖章的,买个带上就行了。”
   幸好学生证上没有“出身”一栏。
   “没钱哪……”母亲发愁道。
   “我们不带钱。哪儿都有接待站。”
   “不放心哪……”
   “不走,还等他们给我们叫到学习班去?”
   
   罗文、罗勉二人只带了十元钱、三十斤粮票和极简单的洗漱用具,便上了火车。邻居中,由于轰走了地主出身的王家,那间空着的南屋便搭了地铺,供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住,各家还必须捐借一条干净的棉被,屋里住着十几个从湖南徒步长征来的女高中生,她们说火车上挤得无法形容,行李架上坐满了人,脚耷在底下人的头上,窗前的小桌上也坐着人,挤得无法上厕所,就只好憋着;火车连停也不停,一开便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缺衣短鞋甚至缺钱,就向市委接待站伸手,没有不去要补助的。国家花的钱自然像淌海水似的。
   “我们可没要国家的钱,”她们操着湖南话说:“我们凭着对伟大‘领袖’的红心,长征来的。脚底板全打了血泡哩。”
   我们不敢再跟她们多话。而街道一定也嘱咐了她们,她们也不再理我们。这个小院,没有一家出身“红五类”——除了我家,东屋是小业主,后查出是历史反革命,被轰走;南屋和北屋的一家是职员。
   
   第四天,罗文、罗勉就来信了,他们讲了火车一气开到广州,拥挤不堪,现住在广州市一所中学里。他们谎称红卫兵袖章挤丢了,便在接待站买了一个。他们还说,广州开始有非红五类出身的组织,他们对出身问题耿耿于怀,就连许多出身好的也对现状不满……
   
   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各种小报,像雪片般地多,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哥哥每次都注意地看,竟没有一张小报和大字报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受压迫历来就是常事。就连出身不好的人在私下里议论,也只是悒郁地叹气,好像认命一般。不久,在北京较有影响的《兵团战报》,在第三版不惹人注意的一块地方,发表了一篇提到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文章,观点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读完给人的感觉,只是加倍的羞辱和气愤——仿佛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跪在地上,满脸乞求地仰视着一位出身“红五类”的人说:“我们不值得团结吗?对我们好一点儿吧!我们对你们是忠心、热爱的!我们甘愿做你们的红外围!”
   好像做狗还不够,还要做一个舔人脚后跟的狗!
   而“红外围战斗队”——以出身职员为主的学生组织,迅即便出世了。
   愚昧到什么程度啊!自己把自己打入“另册”还在沾沾自喜。亿万出身不好的人在备受污辱、悲惨地死去,却还要组织什么“红外围”!我们和“走资派”、“黑干”、“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相提并论——别看我们现在关在一起。他们过去得势,将来也可能翻身,而我们却从一生下来就不是人。现在,当狗还不够,还要以自己的谄媚姿态,给别的狗做榜样了——这就是从“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涉及到出身问题的文章。这是对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更大的污辱。
   
   哥哥实在不能沉默了,在提笔之前,他深知这是在冒着死的风险的。他是要么不干,干就要彻底的人。如果他把一切郁积在心里的话,把那无数铁的事实全说出来;如果他把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最好办法驳斥得体无完肤、彻底败露,那么,能让他活才怪!但他是唯物主义者,他无所畏惧。他的幸福观正是要解放全人类。他奋笔疾书,立即写了一篇《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亲自送往《兵团战报》编辑部。他们立即看了,却回答说:
   “太锋利。我们的观点略有不同。”
   “哪儿锋利?”
   他们指出了许多关键的地方——几乎满篇全是。
   
   “虚伪!”哥哥回来说道:“明明是不敢刊登!”
   “如果哪儿都不登,我就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到人多最热闹的地方去,”他横了心。
   十月一日、二日“国庆节”的两天假,全家被街道革委会监视着,不许迈出大门一步,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哥哥坐在他的小屋里,又一次修改他的文章。从那狭窄的门外,阴暗的光线里,只看见他专心致志地思索和写作的背影……他真地在把命交出去吗?
   两天之后,他递给我一篇东西:“你看看,我又修改了一遍。”
   
   
   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闻述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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