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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必将统治地球,人类毫无希望

[quote="吴三桂"][quote][quote-title][span][url=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786119&replyid=62096190#62096190]转至第1楼[/url][/span]第 1 楼 [url=http://user.kdnet.net/index.asp?username=上海发展扎根]上海发展扎根[/url] 2016/8/2 2:55:33 的原帖:[/span][b][center][size=4][face=黑体]美国知名学者【欧洲伊斯兰化铁定不可避免】[/face][/size] [/center]
   
   本文作者马克-斯坦恩,美国知名学者。代表作为《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
   
   

    假设你们学校一共只有200名学生,却准备和另外一个有2000名学生的学校打场篮球友谊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学校肯定会输,不过公平而论,对方确实拥有比你们更为有利的起始优势。再想想以下场景:你想要发动一场革命,可是你身边只有七个革命同志,而且都已经年逾八旬——我看你还是不如歇菜好了。可是,如果你此时掌控着2,000,007个革命兄弟,而且这些人都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么我看你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
   
   
    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
   
    在讨论“中东和平进程”时,不知有多少保守党派人士意识到这样的数据:加沙地带的人口平均年龄仅为15.8岁。
   
    明晰了这一根本问题,剩下的就都只是些细枝末节了。如果你是一个“温和派巴勒斯坦”领导人,你觉得你能否说服这个国家——一个充斥着缺少教育、没有工作、在联合国监管下、靠欧洲救济过活的亡命徒和愣头青的“想象中的国家”——变得稍微理性一些?倘若忽略了最具决定意义的人口因素,任何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都是瞎耽误工夫。
   
    何其相似,欧洲、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的显著特征都是缺乏新生儿。发达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人口趋势变革。不少人一定都看过一些充满笑料又不失温馨的好莱坞电影——比如《我的盛大希腊婚礼》(My Big Fat Greek Wedding)——美国的白人(WASPy)小伙儿们开始与人口众多、火辣漂亮、性欲旺盛的希腊女孩儿们约会。在电影中,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女孩儿真可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亲戚多到你连屋子都挤不进去。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希腊的生育率已多年徘徊在平均每对夫妻1.3胎左右,人口学家称其为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更要命的是,希腊的生育率在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中却已经算是“矬子里面的将军”了:意大利为1.2,西班牙为1.1。纵览西方发达国家,这几年还能找得到“大”家庭的也就只剩下英语国家了:美国的生育率达到2.1,新西兰比之略低一点。估计好莱坞应该正在重拍一部《我的盛大新西兰婚礼》:那些来自希腊的孤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入赘新西兰家庭,并从其爱人的兄弟姐妹中体会到大家庭的温馨与幸福。
   
    依我之见,这可不是艺术虚构,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生活。以下内容根本不需要虚构,如果你觉得荒诞,权当是个玩笑吧:2050年,60%的意大利人将没有兄弟姐妹、叔舅甥侄。往日人丁兴旺的意大利大家庭中,在一张一望无际的长条餐桌旁,爸爸斟酒、妈妈盛面、三世同堂的温馨场景将如同恐龙灭绝一样一去不返。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曾在一部戏剧中写道:“索道车啊索道车,索道车上的人们都无路可退(funiculi,funicula,funic yourself)”。到了21世纪中叶,我看意大利人在生育大事上确实将没有任何退路了。
   
    专家们天天都在讨论问题的根源,然而,人口统计学其实正是根源中的根源。“9·11”事件发生之前,发达国家的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伊斯兰问题。现在,我们每晚打开电视收看新闻,尽管热点地区散落于世界各地,但是从冲突主体的成分看来,不难印证我们的假设:在巴勒斯坦,穆斯林教徒对抗犹太教徒;在克什米尔,穆斯林教徒对抗印度教徒;在非洲,穆斯林教徒对抗基督教徒;在泰国,穆斯林教徒对抗佛教徒;在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徒对抗俄罗斯人;在印尼巴厘岛,穆斯林教徒对抗国际背包客;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穆斯林教徒对抗丹麦漫画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许只会在嘴上宣称“胸怀全球视野,扎根本地实践”,而穆斯林却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他们心无旁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辟着全新的战场。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有人力。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当西方人错将“人口过剩”的奇谈怪论当回事儿时,穆斯林家庭却正在大量地“造人”(在伦敦和加纳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波婴儿潮的产物),这边,我们还在一直讨论着人口过剩的问题。2005年,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崩溃:不同社会如何走向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这个题目倒是切中时弊,所以我也买了一本,然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书中讨论的问题却都是离题万里:复活岛快要被淹了,因为岛民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个精光;智利不是七国集团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因为智利人砍了太多树;在戴蒙德笔下关注的格陵兰人、玛雅人以及其他“社会”的崩溃命运的背后,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只是——他们砍光了树。
   
    无知的老戴蒙德,这才真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俄罗斯正在走向崩溃,却与砍伐森林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森林里的树,而是“家庭之树”,是树干枝头上的孩子们。一个不去传宗接代的民族必将是末路穷途。而只有繁衍生息的民族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因为,当历史召唤人类时,定是首先抛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
   
    开门呀!
   
    谁在门后面呢?
   
   
    老人+福利=你倒霉;青年+意志=谁惹你,谁倒霉
   
    人口数量减少将导致民主国家无以为继。在美国,对财政赤字忧心忡忡的政客们时常抱怨:我们正在给子孙后代堆积着父债子偿的无尽麻烦。然而,欧洲的情况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们连可以偿还债务的子孙后代都没有了。
   
    在我所生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州,1820年时其人口数量达到了顶峰,尔后一路下滑,直到1940年才又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新罕州的人口规模才刚刚恢复到2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扼杀了新罕州的传统畜羊业,年轻人逃离这片平原奔赴西部打工,或者去往东北部的工业城镇谋求生计。看着如今空荡的地窖、废弃的谷仓、荒芜的牧场都即将重新被森林覆盖,不免令人徒生伤感。不过,年轻人口的离乡潮并没有彻底扼杀故园的发展,因为美国并不存在使老年人沉溺其中的高昂的社会福利。无独有偶,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Yukon),当淘金热的风潮已过,上一秒钟酒吧里还是熙熙攘攘,舞女的吊带袜里塞满了钱;下一秒钟酒吧就已人去楼空,人们争相跳上最后一块狗拉雪橇,仓皇地向南奔去。不过,淘金客虽走了,育空地区却也并未愁肠百结,不必操心未来由谁去支付酒吧舞女们的退休金。与白马市(White Horse)和道森市(Dawson City)日渐萧条的酒吧不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人口问题却是关乎生死的大危机,因为20世纪的福利民主国家正是建基于一种并不完美的发展模型——唯有不断增长的人口才得以维持其不断运行。
   
    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模型:
   
    老人+福利=你倒霉
   
    青年+意志=谁惹你,谁倒霉
   
    我这里所说的“意志”,可称得上是某一种文化的支撑脊梁。就拿非洲来说,当地并不乏青年人,但他们很多都染上了艾滋病,且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比如卢旺达人,其身份认同首先来自于自己的部落,而大多数部落并没有将其他部落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然而,伊斯兰人口却拥有着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也就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青年与意志兼备;而在欧洲呢,却是老人和福利俱全。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见证着于20世纪晚期兴起的看似进步的福利民主制度的逐渐衰亡。财政破产只是根本性的体制破产的一个表征:福利民主制度的天生缺陷早已融入了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之中。20世纪,西班牙的法西斯和共和派展开了一场事关未来的残酷内战,可如今,当马德里深陷一帮外国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中,这些西班牙斗士的子孙后代们却都对此视若无睹。一旦再发生恐怖袭击,他们必将一言不发地缴械投降,甚至连声讨几句的意思都没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盲目倡导现代多元文明,将本土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大量的外来移民绑定一处,实在是浅薄无知之极。不论在何处,这样的国家都埋藏着圣战的种子。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
   
    对于那些人口减少却福利沉重的国家,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他们能不能变得现实一点?他们能不能在社会进入老龄化之前首先长大成人?如果不能,他们终有一日将会落入与之世界观迥异的族群之手,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走向灭亡。
   
   
    积重难返:美国就是那个躺在安乐椅上的、没用的肥佬
   
    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国家所无法摆脱的文明倦怠感,他们深陷文化多元主义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然,第三个因素和前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在美国人看来,“反恐战争”与“国内赤字”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事实上,福利民主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和全球伊斯兰文化的崛起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国家财政负担了本应由成年公民承担的一切责任——医疗保健、儿童看护、老人赡养——甚至已经到了服务公民的一切需求、而非仅仅是生存需求的夸张地步。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联邦“赤字”并非真正的问题;政府的福利开支才是导致赤字的根本原因。即使比尔·盖茨每个月都掏钱缴税为赤字买单,这些福利开支也仍是入不敷出,且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直至使他们陷入死于安乐的危险境地。因此,“大政府”终将造成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威胁:它将令公民更易遭受类似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威胁,使人们更难动员起与之相抗衡的强大意志力。“9·11”事件应该让我们对于“大政府”的节节败退有所警醒——唯一的好消息是,第93次航班上的“英勇公民”与劫机者抗争到底,终使此架飞机冲撞大楼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20世纪晚期,曾有两大趋势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东方阵营,共产主义土崩瓦解;在西方阵营,人们的自信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预言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必将战胜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然而,对这一理论最为有力的批驳就是,现实情况并非福山所论述的那般理想。美国人(或者说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以外的美国人)或许可以自诩他们“赢得”了冷战,但是欧洲的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加拿大人却没有资格自诩,极少数的英国人大概也有资格吧。这些都是北约成员国——从技术上说,他们也都曾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去抵制不得人心的恐怖专政。在欧洲,冷战结束初期的确有过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刹,几乎所有人都为之兴奋,特别要注意的是,人潮之中有不少身材火辣的东德女郎,她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与西德那些最讨人厌的帝国主义走狗们共享嘉士伯或时代牌啤酒。然而,这一刻真是稍纵即逝,我尊敬的福山先生啊,在欧洲大陆空谈“我们的大理想”(Big Idea)打败了“他们的大野心”,实在是毫无道理。不管再怎么涂脂抹粉,我们也很难将“打败共产主义”归功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相反,这些国家中曾有数百万人年复一年地投票支持共产党执政。甚至于今天,在苏联的威胁已经终结,它们的衰落速度却不减反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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