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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平文章的不同意见


徐水良


   

2016-07-10


   

   
   对胡平兄的文章《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我有不同意见。
   
   我看古希腊史的时间是几十年以前,有些事情不太记得清楚了,如果记忆有误,请指正。
   
   记忆中,古希腊从古代的王制,到贵族寡头政治,到僭主政治,到民主政治。总的说来,公共权力的掌控,是一步一步向下移动的,最后变成平民掌控的民主政治。僭主这一环,是走向民主的一个中间环节。
   
   僭主的性质,正如胡平兄的说法,是非法夺取政权,必须依靠胡平兄描述的那一套来维持,虽然僭主情况各各不同,但其中很多,相当残暴。英语中暴君一词(tyrant),就是从僭主一词转化而来,迄今仍然包含这两个含义。
   
   所以,共产党、毛泽东等与僭主在这方面必然相像。
   
   不过,很多朋友找专制和极权专制的源头,往往从古希腊找。包括前些时杜智富先生的文章,包括胡平兄这篇文章。但本人不太同意这一点。
   
   因为,古希腊的僭主政治等等,以及古希腊的政治学说,与共产党极权专制有本质差别。这就是,古希腊和一神教以外的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专制,基本上是单纯政治专制,不是政治专制和思想信仰专制合一,或更多种专制合一,甚至“全面专政”的极权专制。所以,从古希腊,一般是找不到这种源头的。
   
   实际上,极权专制是一神教地区长期延续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政治专制和思想信仰专制合一,或更多种专制的合一的专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政信合一的神权政体、或准神权政体、或拟神权政体。这种专制的源头很清楚,就是摩西及其古犹太教经典(基督教则把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合编成《旧约》),而摩西是极权专制的祖师爷。
   
   所以,极权专制来自一神教,来自摩西。不是来自古希腊。极权专制历史的延续和演变,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历史事实。
   
   此外,一神教、马列教等极权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等许多制度,洗脑术等许多传统,都是从摩西开始的一神教,包括原始基督教和后来的一神教,包括其他一神教那里来的。这些东西,从古希腊那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是找不到的。
   
   古希腊的历史,在中世纪曾经长期中断,湮灭,但中世纪却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极权专制时代之一。相反,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巴占庭帝国,东罗马巴占庭流亡者把古希腊典籍带到罗马,却使欧洲重新开始“发现”和认识古希腊,从而大大加强了从马可波罗等开始,向中国学习,然后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大规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后来的启蒙运动一起,成为欧洲民主革命的前导。古希腊的文明和思想,对欧洲文明功劳巨大。
   
   与古希腊相反,从摩西开始的极权专制,在一神教世界一直延续下来,其传统,从来没有中断,及到现代民主革命、实行政教分离,才结束。但全世界现在还在继续实行一神教、准宗教马列教政教合一、或政信合一制度的地方,这种极权专制仍然在继续。
   
   所以,我以为,从古希腊找极权专制的源头,是找错了方向。极权专制的源头,应该在摩西和旧约那里。
   
   

附1:

   

评神棍摩西


   

徐水良


   

2006-7-6日


   
   
   摩西是屠杀人类反人类教义的祖师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坏蛋。一神教马列教屠杀人类反人类的极权专制,都是他开始的思想和信仰专制传统的产物,都是这种思想和信仰专制教义、及其指导下创建的神权政体或准神权政体、这种神权准神权政体下思想信仰专制与政治专制合一、以及思想专制政治专制与风俗、习惯、生活(其中包括饮食、休闲、两性和家庭等等)、经济、文化、军事、种族专制及其种族主义屠杀等等许多方面的专制的合一、那样一种极权专制传统的产物。
   
   当然,摩西制造这一套极权专制的教义,冒充、借用和盗用的是上帝的名义。他制造了一个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信我者上天堂、不信我者下地狱,极端专制残暴,不断诅咒、歧视、迫害和屠杀异教徒、不信者和教内异端,不断屠杀人类反人类的摩西式上帝,从而把他制造的这一套教义神圣化,达到欺骗信徒的目的。三千几百年来,极大地危害了全人类。
   
   当然,伊斯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马列也是这样。马列说宗教是欺骗人类的鸦片,那准宗教马列教,就是毒害人类的海洛因。
   
   很多人迄今仍然把极权专制的真正祖师爷摩西当做榜样。但是,毫无疑问,当代人类,应该是彻底抛弃、否定和批判摩西,以及摩西开创的极权专制和其后续传统的时候了。
   
   

附2:

   

胡平:毛泽东的文革与古希腊的僭主统治术


   
   
   在论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写道:“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考虑到不少读者对所谓僭主和僭主政治不熟悉不了解,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与评论。
   
   僭主是古希腊时代对某一类统治者的称呼,意思是不合法的统治者或曰篡位者。古希腊时代,不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的声望与影响力,通过政变或武力获得最高权力来统治城邦的统治者,被称为僭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僭主制属于君主制,不过是君主制的变体。僭主和君主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区别在于君主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因此比较稳定;而僭主却是冒牌货,僭主的权力来路不正,得不到公认,所以总是处于“合法性”危机,僭主永远没有安全感。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僭主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政治清洗以消除政敌,以及不断的造神运动以维持民众对他的顶礼膜拜。换言之,僭主比君主更需要善用权术。正是在僭主制下,统治术得到充分发展。
   
   亚里士多德非常讨厌僭主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保全僭主制的方法即所谓僭术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政治学和伦理学相区分的人。对比之下,古代中国的儒家只是一套伦理学说。
   
   在《政治学》这部巨著里,亚里士多德详尽地讨论了僭主如何维持其统治的种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指出,维持僭制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施行仁政。这层道理很明显。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只知道有这层道理,他们误认为那是唯一的保全僭制的方法。然而很多僭主却本能地更聪明一些。他们深知,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不一定非要施仁政不可。既然多数僭主夺取权力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最大限度地压榨臣民,那么要他们善自克制岂不是与虎谋皮?事实上,大部分僭主并不肯施仁政,他们自有另一套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这另外一套办法主要有三条:
   
   一、摧毁人们的志气。他们懂得,任何精神衰弱的人对谁也不会反抗。这就需要制造奴性,并美化奴性,片面强调忠顺、逆来顺受、忍让一类品德,同时把一切自尊自主意识的人当作社会公敌予以剿灭。
   
   二、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与疑嫉。因为人们一旦互相信任而达成团结,便可推翻僭主的统治,所以僭主经常要与好人为仇。
   
   三、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人们如果明知起来反抗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就不敢轻易尝试。于是,全部的人如果都软弱,那就谁也不会起来与僭主为难了。
   
   根据历史的经验,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大量实施这套僭术的具体办法。例如清洗邦内杰出之士,剪除勇健飞扬的人物。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曾派人向另一邦的僭主伯利安德求教治国之术,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大的黍穗,直至黍棵四顾齐乎为止。使者不解其意,转而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的意思就是劝他消除邦内雄杰。另外,必须严厉禁止会餐、结党、教育、文化研究、各种结社及类似的事情。凡是可能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一概加以预防,目的在于使得民众之间彼此隔膜,互不了解。
   
   同时,僭主还要使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于他的宫门之前,一则借以窥探人民的言行,二则为了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从而显示僭主的威势。要经常了解下情,收集人民言语行动的情报,派遣密探、女间谍、窃听者,这样,人们就不敢说真话、议国事;即或有所非议,也能很快地让僭主掌握。再有便是四处散布猜疑,引起臣民间的互不信赖和互相争斗。最后,僭主当力图使人民贫穷以消磨他们的志气,使他们没有财力备武屯粮,同时又因整天忙于糊口而无暇过问政治。譬如修建金字塔一类助长僭主威势的大型工程,举办神化僭主的豪奢庆典,加重捐税的负担,不时地发动战争,让人们疲于奔命,而且不得不服从指挥。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僭主必须随时对他亲近的党羽慎加提防,因为唯有他们最具有反对自己的实力。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僭主政体下水远是小人得势,因为小人既喜欢阿谀奉承,又是奉旨干坏事的工具。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在僭主看来,只有他才能有尊严和自由。僭主对本国公民深怀敌意,不愿与之交接,而宁肯与外邦人聚餐会晤结为伴侣。如此等等。
   
   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概括既详细又深刻。事实上,它已经从原则上包含了像韩非和马基雅弗里一类人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不曾为道义情感所遮蔽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他们看到了那些不道德的权术确实可以取得某种成功。所谓“民是水,君是舟,载舟之水可覆舟”这一说法的积极意义显然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因为一个帝王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行事,并不意味着就必然会对老百姓有利。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帝王或僭主没有仁慈的意愿,那么他越是懂得“民”与“君”的错综关系,越是懂得那套僭主的权术,他对人民、对历史的危害也就越是深远。韩非和马基雅弗里都说得很干脆:与其博取臣民的喜爱,不如使他们感到恐惧。当然要避免搞得太极端,逼得人家铤而走险。但是,在“不喜欢”和“不堪忍受”之间是有着很大一片余地的,僭主尽可以在这片广大的地带为所欲为,关键是要尽可能地使臣民都软弱无力。“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法本来就无非是一句咒语,况且,“行不义”一定要到了“多”的地步才会“自毙”,也就等于承认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行不义”是可以安然无事的。所谓“让我们有节制地压迫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压力过大可以造成变形,从而“不堪忍受”的临界线也是可以逐步朝下推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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