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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的几个神学问题 2

宗教改革与中国教会的关系
   
   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纪念不仅是回顾,而是需要继承和了解上帝在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中,藉着他忠心的仆人们,给教会留下了怎样的宝贵财富。我们就自己的经历和研究提出一些神学上的反思。
   
   首先,我们需要回到大公教会的传统中,这不仅仅是扎实的圣经原文解经、释经以及严格的神学训练,而且还要继承历代教会的信经和信仰告白,将这些吸收为教会信仰的准则(rule of faith)。在宗教改革中,改教者们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新教”,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大公教会catholic”(小写的c)。如《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要作者尤西努斯(Zacharius Ursinus)就称归正教会为“大公归正教会”。这也是他将《使徒信经》作为《海德堡要理问答》最重要的部分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华人教会中轻视信仰告白传统和教义神学的声音甚嚣尘上,甚至一些牧者认为研究圣经神学是敬虔,而教义神学、信仰告白则是太学术、理性化的,也不造就教会。因为这种观念的流行,导致“保罗新观”等新潮理论被不假思索地接受或追捧。笔者也多次听见一些教会带领人声称高举圣经、唯独圣经,却用自己的意思取代大公教会的传统。比如,笔者不止一次听见在大陆的教会带领人主张唯独圣经时,认为大公教会的信仰告白、教义传统是经院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认为我们应当摒弃这种希腊化的理解方式,而是要用拉比或希伯来人的方法理解圣经,因此反对系统性的圣经解释。然而这恰恰就是近代自由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哈纳克首先提出的观点,他以此反对正统神学。
   
   其次,我们需要学习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的神学教育的理念。在改教者及其继承者的观念中,神学永远不是单纯的思维活动,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服事教会,为操练个人的敬虔。因此,我们不应采用一种理性(崇尚理智)和感性(单单强调个人敬虔)的二分法。相反地,对于他们而言,人一切的理性、感情都应当不断在上帝里面,追求上帝之道,活出真正的生命。因此神学就是生命的操练,是生命的教义。神学也不应简单分为实践性和学术性,因为这一切都是面对上帝、为了上帝的荣耀的。因此,不能将神学与生命的操练脱离,也不能将生命的操练与神学相分离。笔者在这些年教会的服事和研究中发现,我们因为资源的缺乏,只片面强调生命的操练。但是,对教义和教会历史的无知,使人最终滑向的是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也容易受到异端和现代世俗思潮的影响却不自知。
   
   最后,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学习正统的神学教义和传统,而不是另起炉灶。今年,不乏有流行的主内汉语期刊登出“超越改革宗”等类似的文章,激扬文字,试图用数千字来指出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的不足,呼吁华人神学能够超越他们。然而,我们需要谦卑地承认,并非哪一个人的神学能够代表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整体画面,新教正统神学的形成是数代人通过最为严谨的训练和敬虔的操练积淀而成的。我们不仅仅需要知道路德、加尔文,更需要知道无数敬虔的神学家如艾莫斯、特伦汀(Francis Turretin)、维特休斯(Hermann Witsius)等。当我们谦卑学习的时候才会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妄论超越,而是谦卑地继承他们宝贵的属灵财富,造就、牧养、复兴教会。[26]
   
   [1] 奥尔森(Olson):《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实际上,这本书的书名是《基督教的故事》,严格来说是一本介绍类的书籍,而不是一本专业性的书籍,因此很多地方具有作者主观的臆断。
   
   [2] 第二十章称之为“宗教改革先锋挑战经院哲学”。
   
   [3] 奥尔森(Olson):《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439页。
   
   [4] R. Scott Clark,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he Sovereign Expressions of God,” Peter A. Lillback, A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Essays and Analysis, P & R Publishing, 2008.
   
   [5] Richard A. Muller, “Calvin and the ‘Calvinists’: Assessing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Reformation and Orthodoxy,”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30 (1995): 345-75. 以下四种观点是对穆勒(Muller)这篇文章的一个总结,为了阅读方便,将引用标注省略,下面四种观点的详细论述均可参考这篇长文。
   
   [6] 慈运理在苏黎世的改教继承者,著名改教家之一。新教圣约神学的早期提出者之一。
   
   [7] 这四种代表性的视角,普遍将宗教改革和后来的新教神学发展视为两个割裂的传统,如上述所说的,提出了各种反对的命题,如认为改教者如路德、加尔文使用的是人文主义的方法,而后来的改教继承者如贝扎(Beza)等用的是经院主义的方法,他们形成的经院主义的体系和改教者们的神学是对立的,如所谓“加尔文反对加尔文主义”这样的命题。或者提出后来苏格兰圣约神学的发展是与欧洲大陆改教神学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如代表性的Leonard J. Trinterud, “The Origins of Puritanism,” Church History 20 (1951): 37-57.)。这些观点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研究所推翻,目前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的学者普遍认为宗教改革和后来的神学、教会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发展,而不是断裂。具体的重要文献见Richard Muller影响深远的四卷本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 Baker academic, 2003。以及:Lyle Bierma, “Federal Theolog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wo Tradition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5 (1983): 304-21. Randall C. Gleason, “Calvin and Calvinism: The Debate,” In John Calvin and John Owen on Mortif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in Reformed Spirituality, New York: Peter Lang, 1975, pp.7-44. Jonathan D. Moore, “Calvin Versus the Calvinists? The Case of John Preston (1587-1628),”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Review 6, no. 3 (Dec. 2004): 327-348.
   
   [8] 转引自:Richard A. Muller, “Calvin and the ‘Calvinists’: Assessing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Reformation and Orthodoxy,”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30.
   
   [9] 这些原则,被一些正统基督徒学者称之为Muller命题。如在加尔文诞辰500周年时,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改革宗神学院、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等一些历史神学教授专门围绕穆勒教授的工作进行讨论,如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的院长周必克(Joel Beeke)牧师,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院长Peter A. Lillback,以及R. Scott Clark,Michael Horton等。见Peter A. Lillback, A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Essays and Analysis, P & R Publishing, 2008.
   
   [10] “人文主义”一词在中文的语境下也被滥用。这个词既可以指人文主义溯及经典的权威,在中世纪的哲学家通常追溯到希腊的哲学著作和诗歌。而对于改教者人文主义的方法通常指追溯到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圣经而不是武加大拉丁版本或后来天主教对于圣经的解释作为权威。目前人文主义一词在启蒙运动之后,也和康德的自治体(autonomy)等结合使用,作为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被引入到中文语境中,成为与改教者们所提倡的神本(以上帝为中心)的主张恰恰相反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人文主义目前在中文理解中类似于一种古典教育,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指回到圣经经典本身作为最终的权威。
   
   [11] 通常天主教沿用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攻击的经院主义通常并不是指经院主义方法,而是天主教学院派的神学家。这点的澄清见穆勒(Muller)的After Calvin。
   
   [12] 兰姆主义(Ramism)由兰姆(Petrus Ramus)(Pierre de la ramée, 1515-1572)这位十六世纪的法国归正宗哲学家和教育家所发展起来的。他在巴黎的圣巴塞罗缪大屠杀中殉道。艾莫斯(Ames)在自己的著作中吸收了这位胡格诺派(Huguenot)思想家的思想,毫无瑕疵地将神学和伦理结合在顺服圣约的生命之中。
   
   [13] Richard Muller, 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On the work of Christ and the order of salvation, Baker Books, 2012, pp.23-24.
   
   [14] Richard Muller:“改革宗传统中的经院主义与正统神学”, 收录在布雷克:《理所当然的侍奉》,第四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第536页。
   
   [15] Richard Muller, 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pp.24-26.
   
   [16] Lyle Bierma, Charles Jr D, Maag K, Paul Fie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Sources, History, and Theology, Baker Academic, 2005, pp.49-74.
   
   [17] Richard Muller:“改革宗传统中的经院主义与正统神学”,第537页。
   
   [18] Richard Muller, “Perkins’ A Golden Chaine: Predestinarian System or Schematized Ordo Saluti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9 (April 1978): 69–81.
   
   [19] Richard Muller:“改革宗传统中的经院主义与正统神学”,第553页。
   
   [20] Ames William, The marrow of theology, Baker Publishing Group (MI), 1968.
   
   [21] Richard A. Muller,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
   
   [22] 即经院主义不仅仅是人们固有理解的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或托马斯主义,相反上文谈到了在宗教改革前后发展出来的兰姆主义。还有如被称为“英格兰赞美诗之父”的神学家以撒·华滋(Issac Watts,1674-1748)的逻辑学。
   
   [23] “Calling, Character, Piety and Learning: Paradigms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Protestant Orthodoxy,” Richard Muller, After Calvin: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3, p.109。
   
   [24] “Calling, Character, Piety and Learning: Paradigms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Protestant Orthodoxy,” p.110.
   
   [25] “Calling, Character, Piety and Learning: Paradigms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Protestant Orthodoxy,” p.120.
   
   [26] 笔者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和加尔文神学院的穆勒(Richard Muller)教授、John Bolt教授以及清教徒神学院的院长周必克(Joel Beeke)牧师讨论过。他们都承认,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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