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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处境和信仰相遇 2. 分享: 徐颂赞

(二)处境:从婴孩到类人孩
   
   中国人被遗忘了吗?或者他们遗忘自身了吗?二十世纪的中国,多次经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更替和文明折损,却无力自觉创造相应于苦难的思想与行动。中国正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描绘的,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那个被遗忘的地方,就是婴孩的所在。婴孩处于天堂与地狱的边缘,无知于时间与终末,在这里,上帝被遗忘了,神、鬼、人都被遗忘了。婴孩眼中没有「历史」,只有人事、物象,只有情感依赖,只有万物皆备于我。婴孩不是文明的新生,而是文明的灰烬。
   
   中国文化充满了「婴孩追求」:不论「复归婴儿」、「复归于无物」,还是「无名、无欲、无为」。这些「婴儿隐喻」,不同于尼采「精神三变」中的婴儿,后者经过了骆驼与狮子的灵魂激荡,而「婴孩追求」怕是连深刻的情灵激荡都是陌生的。而一种自然虚静的抒情则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这并不是一种无比高贵的精神境界,恰恰反映出沉重的官僚政治和人情枷锁,迫使他们退离纷争,追求虚空静寂的审美超脱,视人间为有情地狱,视他界为极乐世界。这是颠倒的现实,是对自身的逃离、对存在的漠视、对个体的让渡、对独立精神与终极关怀的背叛。「自然」终究困于「樊笼」。正如婴孩是自足的,文人可以终日在私家园林里「卧游」,出入于朝廷与青楼之间。文人享受了官僚政治带来的好处,却与百姓隔离,无法像西欧知识人那样,把学术知识,通过教会、工会、商会、学会等带往民间,亦不能像他们一样将百姓中间丰富的生活画面与历史感,转化为更深刻的文化创造。

   
   当代中国社会,更不复有士大夫和道德风俗的微弱制约,只有技术官僚、资本逻辑、权力管制,小家庭与大政府,散沙化个体与集权化官僚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显见于福柯所说,把人民当作生物性的人口加以计量、调控的全盘治理技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通过权力毛细血管一样的深入、细密的管制。这位包办一切的保姆,时刻关心着人民的身体、欲望、思想、生育、疾病、埋葬,不仅成为国家的系统工程和年度计划,也内化为日常生活。而襁褓里的百姓,亦配合地抓住任何机会,趋利避害,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弱者向更弱者举刀。从广告、教科书、电视剧,到街道布局、言谈举止、山川风景,无时无刻不透漏出一种失去历史感、生趣和独立精神的福尔马林气息。
   
   今日中国还未成为梁启超所寄望「世界的中国」,却有日益大声、明显倒退的主张。中国文化的水平线越来越低,中国人也从婴孩沦为类人孩。然而多数中国人并不悲哀,反而对历史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如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就说中国是「沉默」的。中国人在诉苦、遗忘、仇恨、埋怨里循环,没有能力揭示苦难的深层机制,因而也对现实中发生的一切,丧失了思索与言说的能力。余世存批评中国人为「类人孩」还相当客气,我想退化的程度已使人不自知,尤其当陷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论各家主义还是民主科学)时,都会使人沉溺于低水平的权力游戏和封闭的东亚时空。我们处于文明的末端,却不自知。而这就是深藏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智,是作为中国人的悲哀。
   
   (三)失序:己、群、界限
   
   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流亡海外后,曾说中华民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后来针对华侨反驳,又写道:「飘零异域,为他人瓶中之花,座上之果,而不能或不愿不屑落于中国民族之土壤,植根于其中,以求民族之学术文章之更发芽滋长、枝叶扶疏、而花果累累,则是一不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即或如唐先生,仍有信心以「灵根自植」来重光未来中国文化。余英时则担忧儒家在现代社会成为游魂,无处安居。他不为大国崛起的表象而选择性失明,像许多「爱国者」一样,为权力主导的「文化复兴」进言、唱歌。他的判断与跟朱熹一样:「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不存在所谓「中华民族」、「中国」、「国民性」等现代政治共识,因为共同体及其边界尚未确立,更多是延续清朝的帝国观念、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以及文人与官僚的文化乡愁叙事,它们都基于救亡图存的生存压力和正在瓦解的认同危机,而不是从共同体自治、政治权力协约等生长出来的团体格局。但唐先生点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的解体,甚至溃烂。
   
   自晚清以来,中国被动纳入世界体系,一直与周边国家和国际格局冲突不断,这不但体现于知识人所激辩的普世价值、现代理念、中西文化殊同等,也体现于政府对和约体系、国际规则的遵守与破坏。如果说北洋政府是国际联盟的对话者,日本是威尔逊体系的远东守望者,那么北伐、内战则均是原教旨民族主义者对和约体系与国际规则的冲击,并扮演了苏俄之特洛伊木马的角色,终使中国偏离第一共和的愿景,而在法西斯之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人真正的历史尚未展开,因为中国人还未长大成人,且有退化的趋势。当代学者邓晓芒最近直言:「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不大会思维,而基本上是『感情的动物』,他们太长久地压抑了自身本质中最可宝贵的潜能。这导致中国人至今不会合理地设计自己的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归根到底,不会合理地筹划自己的现实人生,以应对已经大大改变了的世界格局。」中国人无法清晰划定个体、群体、国家、社会、思想、时势、情感、理性的界限。读书人总会关联政治言论,稍一热心就会卷入党争游戏。读书人中虽不乏反对极权、官僚的,却全心拥抱爱国、国家、民族、中华文化、中国情结等现代神话,这一权力已经内化到深处,跳出前一个,又掉进后一个陷阱。清季至今,学人不脱「叛逆」和「主义」,远达不到真正个体层面的理性与反省,因为总是被家国叙事牵着鼻子走,更不必说创造思想。爱国喊得越大声,民主自由喊得越大声,也更深卷入这条通往奴役的食物链。知识人受到公众们的先知崇拜,本身就是政治不自由之社会的写照。中国没有足够行动的空间,思想不能在公共空间里付诸实践,公众只能通过其抽象与逻辑来辨识,从而使思想沦为低级审美,甚至审丑。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真是先天后天,都显得不足又紊乱。
   
   即使再孤单的思想与文化创造活动都存在政治面向,诚如韦伯所说,学术就是诸神之战。在群己界限分明的社会,政治责任从来也不是个体思想的先决条件,即使个体有道义责任和权利对具体的社会事务发言。但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因为在文明的灰烬里,连火花都显得稀罕。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没有政治,只有权术。中国人里少有真正的个体,群体意志盖过甚至内化为个体意识,而对政治事务的道义责任,在中国竟然也是扭曲的。
   
   真正的人被发现,不仅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之觉醒,也是在公众的行动与实践中被发现,它必须出现在政治家的公开讲话中,必须在课堂上被老师说出、被学生听到,必须成为商业行为的规则和团体行动的信念,必须内化为大众的生活习惯。个体和群体都应通向透彻、单纯,真正的个体、真正的群体。有创造意义的思维,一定是自由、开放、超越功利的。今日中国人,即使折服于表面上再「崇高」的主义、思想、宗教信仰,都会归于僵化,因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就是实用、功利、权力控制。没有强大个体意识的人,只能充当无根的游士,最多顶着人民和良知的代言人。即使搬来耶稣、尼采、马克思,到了界限不清、群己不分的土壤,异化也就更深。因此,我们如何认识人、如何做人,如何观看、展现自身,即意味着我们与世界文明的距离。
   
   (四)抉择:出走还是扎根
   
   在旧文明礼崩乐坏的过程中,不乏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涌现出来的独立知识人,然而大多数知识人都亲近国家权力的游戏场,鲜少扎根乡土、低调建设,与中国大众的割裂太大,不存在基本共识,从而使古老帝国的解体,呈现出三极分化的断裂光景:一头是君王,垄断权力、编户齐民,控制、平衡、赏赐,即或有造反者,革命后又是新朝廷。一头是急切、饱含羞耻、苛责民众的知识人,他们天真信赖权力,天然怀疑民众,在权力里游离,终被权力吞噬,依旧难逃「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或有清醒独立的知识人,被砍头或坐牢,其影响不相及于百姓;还有一头是麻木、沉默、权术精明的大众,或者「上梁山,等招安」,或者费尽一生争取最基本的生存底线,而底线一再被打破。
   
   「出走」是中国最显著的现代性事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母题之一,这个母题正对应着它的母体:挣脱大家族,反叛家长制,投身国家、融入革命。秦晖就指出中国式自由主义受福吉喻泽式「自由主义」的影响:个人摆脱藩主、领主等小共同体,最后效忠天皇。这种提倡自由却通向奴役的路径在中国的变种就是,解放个性、离家出走,最终成为国家的奴隶。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没有小共同体的任何缓冲地带。「娜拉走后怎样」的鲁迅之问,正道出中国人难以避免的困境:「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
   
   「出走」的精神资源来自左翼文人的创作,以及编译或改写的西方文学,尤其是反叛教会的抗议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呈现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在欧美属于边缘、抗议、甚至「负典」的思想,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成为主流、正典的思想,革命史观下不断革命,世俗历史中不断世俗,终至物欲横流、极权入微,除了革命力量外,没有抗衡的其他力量,至多只能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弥散力量,根本无法建制化为组织,群众在中国的语境里,成为比乌合之众更弱势、也更无耻的决堤洪水。这些人的出走,不但使民间的力量涣散如沙,还帮助国家权力侵蚀、分化、改造终至控制民间力量。在帝制官僚国家,只能透过打散了多元共同体的官僚科层来施行教化,终于造成文人虚弱、百姓愚昧,唯独权力横行、为非作歹。
   
   「出走」不仅意味着出走家族、投身党国,更意味着人放弃了自我主权,从自身出走,而让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内化为身份认同与无意识。这可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看出,这种批判不是对自我的自主的深度发现,而是放弃自我的主权,将自我置于主义的祭坛上,以主义来批判自我,是非自主的,终将充满平庸之恶。出走的游士,脱离了共同体,空谈普世,游走于权力之间,最后又只能附和权力或被权力玩弄。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单位、大杂院、终身体制、精神崇拜中出走的知识人,怀着久违的乡愁,迸发出不小的创造力。但是这个过程十分短暂,缺乏小共同体和公共社会,散沙的个体在国家权力游戏中,无异于鸡蛋与石头之战。而九十年代的基督教热,文化基督徒通向的是荷尔德林、黑塞、尼采的出走型基督教:他们成长于新教家庭,反叛神学,以私智抗议传统,流浪、徘徊,脱离宗教共同体,不愿委身任何群体,盖因处处都有管治与权力。文化基督徒只能成为异乡人和游士,不论悲愤、彷徨、自戕,都是求仁得仁。这道前理解与接受视野的光谱,还体现于徐光启那代接受基督宗教,更多以耶释儒,以再兴三代之志,走不出「致君基督教,再使风俗淳」的文化逻辑。皇家贵族欢迎基督教,是因为传教士带来的科技器械。到了清末民初,基督教大兴,很大原因是自卑感。少有一人以心悦诚服,以个体的生存体验和灵魂尊严,以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而转向信仰,从而扭转生命和价值观,影响社会族群。中国基督教的宗教性格,过于虚静、退避,而非郑重、进取。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安慰民众接受现实的精神鸦片,而不是光照心灵、改变社会制度风气的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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