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谢选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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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遭封杀的主权和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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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取代了吸烟成为流行趋势
·满洲奴隶比共产奴隶更加“爱国”
·感谢网友的声援
·欧美虚无主义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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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 百年反思 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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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问联合学会《十年文革,百年反思》获奖作品
   
   

   
   我在2016年反思1966年、1916年
   
   谢选骏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
   
   
   从1916年袁世凯中南海称帝而死,到1966年毛泽东天安门文革登基,历史走完了一个轮回。毛泽东干了袁世凯想干而没干的坏事,依然不能逃避人亡政息的宿命。因为这两个独夫都无法理解:中国革命,即中国的野蛮化过程,是一场寻求新的生命原力的巨大的民族冒险。
   由于历史具有藏污纳垢的本性,中国民族曾经疲惫、衰老、灰尘满面,但执拗的意志使它不愿就此死亡:它要通过一系列旷古未有的痉挛,摆脱梦魇的诱惑、死神的纠缠。仿佛它知道,洗清自己的污垢,死神才会逃走!死神畏惧充满活力的生命,起码是避其锋芒!所以,真正的中国人要歼灭费拉的国民;渴望牺牲自己,来换取民族的新生?
   他不怕绝种,他要的是再生!尽管,民族性的新陈代谢,意味着个体的大量死亡。中国自新运动的最后一幕,不容世俗性的软弱犹豫,不容玫瑰色的眼罩,遮蔽洞察事态的慧眼!世俗意义的悲剧大量上演,但它将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死亡之后,赢得生存的权利:这等于是给一个腐败了的泥潭,投入必要的清洁剂。
   血流成河的孙中山时代,中国的无君世纪!你并非不能生育,通过牺牲、绝种、变形、再生,你能渡过险滩、抵达新岸!你终能开出灿烂的鲜花,尽管,我们这一代注定还要流血不止。──若非我们饱尝先结的政治酸果,未来数百年的文化柑橘,又从哪里来?
   
   一、从五四到六四
   
   1989年,我曾在《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一文中,谈到从五四到文革一脉相承的“反传统主义”。当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它不再作为几十年一贯制的“五四青年节”受到政治仪式上的纪念。全国知识界终于打破了年龄层的隔阂,以一种文化认同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1989年和1919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历史关系。
   人们谈五四,不单指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抗议而言,而是用“五四”这个符号指代那个历史周期:伴随着袁世凯的死所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彻底分裂(1916年)到北伐胜利即在蒋介石强权下的中国初步统一(1927年),并以“五四”来指代这整整十二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的死,把辛亥革命的后果充分展示了出来,那时,社会失范状态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空前绝后的活跃。这样,“五四”就获得了和新文化运动同质的象征性。
   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学生造反运动,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一文化运动的精神的。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科学与民主)和5月4日运动的口号(救亡与自强)之间,却存在着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分歧。不错,民族主义运动完全可以把科学与民主作为推进自己事业的工具来使用,这在逻辑上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被日本和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再证明是有效的。但任何武器和工具都是中性的,这意味着它既能用来推进一个事业,也可以用来削弱甚至破坏这个事业。
   我那时已经指出,在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与共产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之间,具有逻辑的联系。
   在中国现代史的实际运作中,仅仅把科学和民主当作促进“富国强兵”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来使用,结果,就导致在民族危机持续深化的苦难历程中(八国联军、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断然地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是低效的、不能应急的武器,而去寻求更直接、更有短期效应的武器。实际上,主张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科学与民主的局限性时,正是这么做的。结果开辟了一个“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新的(野蛮主义)时代。
   “科学与民主”是目标吗?
   “民族主义”是目标吗?
   “科学与民主”和“民族主义”究竟谁主谁从?或者,二者都应该服从于其它更高的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曾多么深入地困惑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家们。
   凡此,当然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尽管历史常常通过讨论来显现自己,但历史并不是讨论。因此,当“民族主义”(救亡运动)与“普世主义”(科学与民主)之间开始在1919年以后出现分歧时,新派人物就因为“必须做出历史选择”而趋于分裂了。这种分裂性的选择导致了连锁性的社会事变。而“反基督教运动”(非基)的兴起,也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后果。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完全是外生型的(外国舶来的)而不是内主型(自力更生的)的,甚至连号召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也还是为了保卫外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和“祖国苏联”。甚至毛及其党徒都要声称自己死后是“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因此对他们控制下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真理永远只能是“死的物”而非“活的灵”──接触它和学习它,只能通过西方的人、器物、技术和制度等物的中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冥顽不化,因为反过来,中国的文化与精神在西方人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死的物”而非“活的灵”?又何尝能不通过物的中介而直接交流?既然西方文化是“物”,则它只不过是作为养份而来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中。这样,就必定存在一个有机的、以我为主体的消化过程,就必不可免地需要一个“胎盘”,需要健全的肠胃功能。
   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观念的谬误即在于它们都把某种文化当作“体”,而忘了只有人、尤其只有“我”方是唯一的文化主体!“全盘西化”当然不可以,即便“以西方为宗”也只是一个幻想,或流为一个口号。其结果恰恰是无从消化西方文化,结果徒令中国社会文化的有机体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患上了伴随而来的紊乱症。这表现为反文化的土匪习惯日益成为社会的时尚。
   几百年前的蒙古、满洲占领中国,也还要沐猴而冠、假冒斯文,但近代中国“西方化军阀”、“苏俄化党阀”却连伪装也不要了,而竞相标榜野蛮。事实上,这百年历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其实,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本来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在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既无法存在,故“反传统”成为社会革新的同义语。同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小传统”(即“党文化”)的反思亦然。一切反传统主义,得出的结论都只是功能性极强,而真理性颇弱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明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政治规范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用西式的文化模式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迄今为止的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的文化”,而今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则应是“消化西方的文化”!而要达到健康的消化状态,则必本于自身的活力,本于自身良好的竞技状态。这在文化上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归。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史已反复证明,这一周期性的钟摆: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二、“文革”的由来
   
   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起义的汉官林则徐,是个福建人,因此接触西方较早,可算第二个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朋友与学生魏源以及冯桂芬开始提倡研究西学,制造西器,但没有什么结果。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国才去研究欧洲文明。曾国藩有倡导之动,其幕客如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有在野的王韬),对于西方文明已颇有了解,虽然曾国藩自己自始至终并没有深刻认识,但江南制造局之编译工作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等的事业,使中国接近了现代文明一步。现在有许多人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其实这一旧时代的开 明官僚还知道机器重要,今日许多新人物还轻忽机械。(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14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里提出了任何严肃的学者都无法予以回避的现象:“旧时代的开明官僚”都还知道先进机器的首要性,这表明他们远远没有陷入“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相形之下,倒是文化革命热潮中出现的“新人物”却变得轻视起机器的重要性来了。很明显,这一观念反差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实践上的破产。尤其是,紧接下来的康梁改制的努力也失败了,更由于主张实行彻底政治变革的辛亥革命竟也趋于失败!又加上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的不了了之……这一系列性的挫折,使得新思想家们对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政治、甚至西方的社会模型来拯救中国的努力,感到彻底灰心绝望了。从此,他们才走上了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极端主义”的立场。这一极端立场,如前所述,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务实精神所固有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在董仲舒时代起,就一贯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立场的。
   以思想革命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独创,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正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1918年)中开宗明义地点破的,“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窃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打倒偶像”,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主张。尼采不是大力宣传偶像破坏论吗?马克思不是力主“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吗?这与中国的保守成性的文化传统何干?再看下面这些言论,就知道陈独秀为什么加入了苏联缔造的共产党,而没有自己组织一个中国式的团体: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见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参考数据简编》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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