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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珍: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图)


   
   
   
   

   
   
   
   平头按:教会姊妹陈卫珍、克里斯蒂娜作为读者和旁观者这段时间对盛雪(包括对张健)的认识及觉悟就是明证。她们一直试图在怜悯、包容、忍耐和温柔中,期待当事人在什么时候能够认罪悔改,直至被盛雪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泼、狡辩、辱骂、恐吓方才看清盛雪的嘴脸。不可否认,恰恰是作为基督徒和旁观者的陈卫珍揭露盛雪的系列文章,令读者耳目一新,震耳发聩。
   
   为正义和真相而发声(二)
   
   再读费良勇先生“盛雪当主编──浊世留丑”有感
   
   陈卫珍
   
   费良勇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我收到的披露并督责加拿大民阵主席盛雪女士的第一篇文章。阅读后,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吃惊,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海外民运组织中?第二个感觉是非常纳闷,直接资助这本史书出版的潘永忠先生,怎么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一点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但是我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从来就没有任何怀疑——即盛雪女士绝不是这本史书真正意义上的主编。这个判断,既与费良勇先生理性而客观的行文叙述有很大关系,也与我这些年来在写作实践中所形成对文字的敏锐度有关,最大的因素或许是我曾经担任国内一本基督教刊物的主编这个经历。
   
   因着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处境,我们的刊物只不过是一本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读物,但即便还处在发展初期,依然遭遇了政府的查封。当时编辑部一共有6个人,我是主编,负责每一期的立意、约稿、选稿、编辑、校对以及监督版面设计等等,凡是关于文字方面的,都是由我负责。其他同工会在文字编辑方面参与,最终还得经过我审核,因为经常有些句子一修改,意思好像差不多,但就失去了作者那种原汁原味的韵味。作为一个主编,最为让我感到头痛的是每一期的主题思路设计。一本刊物,说起来也不算多大的文字工程,50页左右,大大小小45-50篇文章。然而,在每一期刊物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本期刊物的主题思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把读者引导到一条什么轨道上去,又盼望能到达什么目的地;也或者是说我们希望通过刊物,向读者展现我们所持守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不管读者是否会跟从我们的思路或认同我们的信念,也不管最终是否会到达我们所希望去的那个地方,但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这样的一个愿景式的目标。没有清晰的定位,接下来的所有工作就会如无头苍蝇;没有明确的立意,各类文章即便都是字字珠玑,也不过是一个堆满宝石的仓库,而无法成为一座可以让人的心灵得以安息和休憩的园林。
   
   每次我都会首先把这个主题思路理顺,然后跟编辑部同工讨论,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下来。接下来就考虑组稿,究竟如何编排,才能让各种风格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时,形成一种审美上的互补和辉映?究竟如何搭配,才能让各种内容的文字,产生一种相互补充和彼此印证?又如何能在刊物的严肃性与趣味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一旦这些议题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那么就进入组稿的具体操作,接下来的工作有点繁琐,却并不是需要消耗太多心神的事了。
   
   细节一: 黄河清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
   
   在我阅读费良勇先生的这篇文章时,看到这么一句话:“黄河清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因为那个时候对盛雪女士一点都不了解,费良勇先生在字里行间所透出的信息,让我能直觉判断他在这件事上是很诚恳的,但也颇有无奈感,但都并没有特别触动我的心弦,唯有读到这里时,我当时心里一亮。因为这句话是发生在史书即将定稿的时候,出资人潘永忠先生发现,怎么书稿上赫然出现了主编盛雪,大感惊讶,就致电与黄河清先生沟通,黄河清先生就说了这句话,被潘永忠转述,又被费良勇先生在文中引述。这句话显然不是费良勇先生撒谎,编造出来有意设计在文章里的,是他在陈述一个事情的经过时无意中带出来的,无论是在这篇文章,还是在后来他反驳盛雪女士的文章中,这句话的意思都有出现,但都没有被当作重点论述的对象。我想对大部分读者,其他方面的论述,可能会更加有说服力,但对我这样恰好有过一段时间刊物主编经历的读者,这句话却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后来这本书被完全定性成了造谣,盛雪女士一方又是哭诉又是愤慨又是痛骂,今天某人给我发邮件,神秘又城府深深地告诉我,你不要中了特务的圈套;明天又什么人给我恐吓,继续说话没你好下场;等会又有什么人非得要给我电话让我亲自求证……就这样,搞得我这个既心软又执着的读者,良心和信心就变得非常煎熬,一方面是不愿意伤害无辜,另一方面又是必须要坚持公正。再读这篇文章时,当初让我心有所动的细节,特别是这些不经意间留下的细节,仿佛是一个侦探,看到了某个越窗而逃的罪犯,不小心挂在窗棂上的一根头发或留在窗台的一个脚印。
   
   对一本刊物来说,刊物整体境界和水平,就完全是由这个主编的素质和学识来决定的,是主编的思想境界达到了某个深度和高度,然后通过刊物来彰;是主编的文字审美通过刊物来呈现,是主编的社会和人生阅历通过刊物来阐释。作者的文字水平和思想深度,是配合并服务于主编的立意。是主编把最合适的作者最合适的文章发掘出来,组织在一起。为了让每期刊物的立意能尽可能得到体现并落实,我那个时候基本都向作者提出命题作文。那个时候我们刊物的作者,有许多都是目前中国基督徒群体中相对较为有名的作者。打个比方,主编就是衣服设计师,各类文章只不过是布料,没有设计师的创意,多么好的布料,都无法成为一件品质高雅的衣服。
   
   而一本横涉社会各个领域的史书,就更是如此的道理,主编的角色是要远远大于其中任何一个作者。而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深厚的学识,洞若观火的甄别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信息和史料的陷阱。显然,对于这本史书,主编就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人物。像这样规模的史书,主编只负责策划和立意,而找其他人来撰写,即做作者,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如果黄河清先生就是这本史书唯一的作者的话,那么他要寻找与其配合的这个主编,最起码得具备与黄河清自己相当或者超越于他之上的学识水平,否则的话,黄河清先生不可能找他做主编,因为这个人根本就做不了这个主编,无法驾奴得了如此规模的一本史书,所必然具备的恢弘意境和才识气场;也根本就无法统筹如此规模的一本史书,所必然要求的历史布局。因此这个主编,不是说谁想不想做,而是谁能不能做。如果作者黄河清先生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这就说明这个主编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编,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盛雪要想在书上写明她是主编,就把她写上去吧。
   
   另外,就时间前后来说,如果把这本史书比作一个胎儿的话,那么主编就是那个怀孕的妇女,妇女的存在必须要远远早于胎儿。在孩子还不是一个授精细胞的时候,母亲已经在提前做规划、补充营养元素、安排合适的日常进程,以预备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未来宝宝的出生做准备。在史书还根本就没有进入实际编撰操作的时候,主编就已经在那里殚精竭虑地做各种策划和思考,主编不可能是在史书将要定稿的时候,作者黄河清先生在那里表态说,盛雪要想当主编,就让她当吧!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某个妇女说要想认他为干妈,亲妈就说,谁想做干妈,就让她做吧。至于孩子的亲妈,早就已经命定了,谁都无法更改无法选择的。因此对于这本史书,盛雪女士的主编身份,就犹如一个孩子名分上的干妈,而不是那个经历了怀胎之苦并生产之痛的亲妈。
   
   细节二:盛雪女士自己说,我做了最省力的事——主编
   
   在费良勇先生反驳盛雪女士为自己辩解一文中,同样有一句不起眼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盛雪女士在黄河清去世后的回忆文章中说,我做了最省力的事——主编。这句话,其实就是盛雪女士在向读者表态,她没有做过这本史书的真正主编。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盛雪女士可能对主编的理解,与我们常人的理解不同。她所理解的“主编”,指的是在书稿基本完成以后,作者或主编会找一个人来做一下最好在文字上的校对,因此她就认为这就是主编。我认为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校对,而不能叫做主编,如果是这种情况,确实是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盛雪女士在学识上还是需要提高。但如果是她理解错误的话,那么她显然不可以在史书中加上主编小简介,更不可以对自己竭力吹嘘,这个动作确实就有了喧宾夺主的味道,特别是像黄河清先生这样一生清贫、含辛茹苦写下这本史书并已经离世的学者,盛雪女士的这个动作,招徕别人的批评和督责,绝对是无可厚非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对主编一词的误解,以及她不恰当的自我表现,她需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同时坦诚地做出解释。
   
   费良勇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这本巨著有136万字,厚达1040页,记录了1949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当代60年历史的方方面面。书中包含列传七十(如科学家列传、地主列传,知青列传。右派列传、文革连传、六四列传等等。像这么大规模的一本历史巨著,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我个人认为,单单策划主题思路,即立意的过程,就需要1-2年的时间。还必须得胸有丘壑、心藏经纬,殚精竭虑,反复斟酌,梳理出多条编撰脉络,若干条主线,无数条辅线,无数条支线,纵向维度,横向维度,纵横交错维度。没有这样一个恢弘清晰的基本架构的确立,编撰工作没法开始。而寻找、选择并考证史料的过程,就更是艰巨而繁琐,不单单需要心力精力,也需要体力劳力,到处跑各地馆藏,甚至向朋友们搜索;即便在撰写开始以后,在不同的阶段,各条主线之间也许还得不断调整,辅线与辅线之间,支线与支线之间,都需要不断地调整和编排,以达到最合适最严谨最有说服最具审美的一座史学大厦。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主编,除了学识的硬功夫外,绝对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
   
   后来,在双方的争执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次盛雪女士在邮件组上反驳,说《民运黑洞》全是谎言,统统是谎言。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她自己还是什么人给她出的这个馊主意。如此一来,把双方变成了尖锐的对立,甚至连读者和旁观的民众,也被逼入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中。像我这样执着又认真的旁观者,你说这本书统统是谎言,那就意味着我先前的判定也是全部被推翻,连同一起推翻的还有我这些年所形成的对文字和人性的判断力,那么我就肯定还会继续追究,因为这个自我否定过于尖锐,甚至会决定我今后服侍方向的选择。如果这本书确实被证明全部是谎言,我就决定今后不再从事写作了。而对于督责的一方,也会牢牢咬住,绝不松手,而盛雪女士自己,也会被推到一个骑虎难下的处境。根据在那封邮件中,盛雪女士自己辩解,我在母亲生病期间,为黄河清主编了一本历史巨著。后来我一了解,她的母亲生病一年多,是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显然,以这么大规模的一本史书,不可能是从2012年才开始编撰。也就是说,如果盛雪是真正意义上的主编,那么不可能是在2012才开始为黄河清做主编的。费良勇先生在回应文章中写了这么一句话:“黄河清在认识盛雪许多前就已经成立意编写这本书,并收集资料着手编写,仅仅因为手术停了一个月,13年如一日辛劳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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