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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 部分摘要2

   二、中国在现代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
    
   世界之大,没有中国
    
   长时段,也是观察中国的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最佳方式。


   
   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中华帝国的逐渐衰落。
   
    这五百年,中国从过去的领先变为殿后,最后,更远远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后。
   
     何止是中国,即便是亚洲,也没有逃过这个厄运。据统计,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亚洲的GDP占了世界的70%,但是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基督教登上 了世界的舞台,结果,到了1870年的时候,亚洲的GDP就退而只占世界的38.3%了,到了1950年,更是退而仅仅只占世界的18.5%了。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日益崛起,可是,中国却从此步履维艰,尽管左拼右突,却偏偏无论怎么走都此路不通。其中,一个最为 典型的特征,就是诺大的一个中国,却对世界再也没有重大贡献。尤其是在价值关怀方面,我们知道,国无论大小,只有能够给全世界贡献全新的价值关怀的国家, 才是真正的“大”国。否则,地理面积再大的国家也还只能是一个“小”国。有一位学者就曾经说过,过去因为对中国在全世界的实际影响并不了解,因此在出国前 曾经坚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国。但是,出国以后,这个看法却被全然改变:世界之大,没有中国。当然,这两种看法或许都比较极端,不过,如果说在公元 1500年以后,偌大的中国确实没有再影响过世界,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伦敦的奥运会开幕式。本来,在此之前, 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堪称搞得轰轰烈烈,可是,四年以后,英国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却令它相形见绌。原来,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讲来讲去,都是公元 1500年以前的中国,公元1500年以后的中国呢?却是什么都不敢讲也什么都讲不了。最后找了一个小女孩“假唱”,唱的是《歌唱祖国》,可是,全世界却 都不会唱,全场的人也只好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伦敦奥运会就全然不同了,它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句话来宣示主题:“在岛上,众声喧哗”。意思是说,在公元 1500年以后,在我英国的一千万人口里才是最为“众声喧哗”的,也才是最最震撼世界的。这里,且不要说其中所陈列的英国的几十项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级的 贡献,即便是最后那位70多岁的披头士老歌手的歌唱,也不但是全场八万人都会唱、都可以一起唱,而且应该说,是全世界都可以同时放声歌唱。这与我们的《歌 唱祖国》在现场的黯然神伤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说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人不努力不尽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上个世纪,从戊戌维新到君主立宪再到民国建立再到五四运动再到联省自治最后再到(1946年的)宪政运动,中国也起码诉诸过六次转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六次转型都以失败告终。
    
   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从不推重“宗教”
   
    为什么会如此?让我们以“五四”为例,来加以详细说明。
   
     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角度,“五四”,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真正直面西方的开始,可是,即便如此,“五四”也仍旧是难逃历史缺憾。我多 次说过,中国的“五四”的引进“民主”与“科学”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这一根本使命。而导致这一缺憾的原因,就在于对于 真正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 识,而我则一直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 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所谓有神论和个人主义)。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其它欧洲国家却不然,它们就仅仅是一个启蒙——“个体启蒙”。而对于无神论的提 倡,对于唯物论的提倡,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彼特拉克说:我是凡人,所以只祈求烦人的幸福;爱拉斯谟也说:所有的幸福都从 我而来,只要使我快乐,就一切可为,就都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考。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的“本能自然的 人”,而且,误以为只要强调个体解放,只要尊重人,就可以实现现代化。然而,还有一个启蒙——信仰启蒙,却因此而被毫无道理地忽视了。
   
     可是,中国所选择的,却恰恰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疑是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英国道路,也天然地规避开了西方现代 化的真正源头,并且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以及它的变种——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 但是却从不推重“宗教”。可是,众所周知,法国等欧洲国家即便是在今天也并非一流国家,结果,“取法乎中”的中国,自然也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最终,就 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屡战屡败”。基督说:“那条路很窄,通向生命的门不宽,找到门的人也只有极少数。” 显然,中国也未能得其门而入,因为没有能够先“宗教”(基督教)起来,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先现代化起来。
   
    在这方面,鲁迅的教训非常深 刻。鲁迅在五四的时候表现的是最为决绝的,但是,他也仍旧始终只相信一个启蒙——个性启蒙,更从来没有看到先“宗教”(基督教)起来的重要性。例如,鲁迅 对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众所周知,但是,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却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而且公开把他们列为自己“虽然敬服 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两个人”。对于前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鲁迅在读到《神曲•炼狱》一段时就意趣索然,他说: “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倦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对于后者,鲁迅在读了一半之后竟然也“废书不观”。
    鲁迅之外,还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在这种种“取代”想法的背后隐现的,仍旧是对于宗教的重要性的无视,也仍旧是鲁迅式的“废书(宗教)不观”。
   
     由此,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公元1500年以来,一直都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马克斯•韦伯本人所发现的:在欧 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的儒家伦理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也还并 未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中国期待着自己的托克维尔,也期待着自己的马克斯•韦伯。
   
    中国必须在去竭力寻找英国“得 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美国“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之外,去竭力寻找法国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竭力去寻找俄国“无法得以伟大和充 满天赋的原因”,而最终的目的,还必须是去竭力寻找中国在现代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
   
    不然,中国就无法走上真正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2016/05/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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