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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改革宗神学述评 4)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16.加尔文主义与民主共和
   
   
   民主与共和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概念。一个只关心肚腹之欲的民族,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共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有目共睹,加尔文主义是现代民主与共和制度的摇篮。因此,伯特纳指出:“尽管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并非一体相连,却是彼此牵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视,缺少其中一个,则另一个也不能久长。历史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享自由,还是受束缚,关键总是在它的宗教。他们相信哪一种教义,采纳哪一种原则,对整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一国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层结构,好像建筑物的地基,是一国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层结构的基础。加尔文主义是革命性的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倾向于消灭所有的阶级划分,摧毁一切以财富与既得权威为基础的优越。加尔文主义者有爱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对任何人为的阶级划分,如果有任何制度造成这种现象,使一个人因为这种制度而高人一等,他们都要与这样的制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面,近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主要也是从加尔文主义来的,而且两者彼此互有因果关系。任何地方的人民只要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一定也会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体。加尔文自己主张:教会在神的统管之下,是一个属灵的民主共和政体,当然他在理论上是主张民主共和政体的。雅各一世曾说:‘如果长老会与君主政体可以相容,那么上帝与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见他很清楚加尔文主义的厉害。班克鲁说:‘当年的君王一致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加尔文主义有一个他们所惧怕的政治特质,就是民主共和政体’。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说:‘我们很难高估加尔文给人类的贡献。他是科利尼(Coligny)、沉默者威廉、克伦威尔等人的属灵父亲,理当被尊为近代倡导民主风潮的第一人……。加尔文神学的传扬是人类迈向个人自由的一大步’。西班牙自由党领袖卡斯提勒说:‘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是一种严格神学的产物,是从荷兰与瑞士的几个城市中学来的’。巴克尔(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说:‘加尔文主义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塔克伟尔(de 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内才华洋溢的作家,他称加尔文主义为‘具有民主与共和精神的宗教。’” (《预定论-加尔文主义与代议政府》,伯特纳)
   
   
   
   
   
   17.加尔文主义与教育
   
   
   加尔文主义者始终注重发展教育。中国一般人对于宗教的概念是以“信”为本,然而中国人所理解的“信”多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信。这种“信”只不过是人主观上的一种感觉,在加尔文神学中,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以“真知识”和“真信靠”为特色的。
   
   
   伯特纳指出:“历史很清楚又为加尔文主义作见证,显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关系密切。加尔文主义无论到哪里,都创办学校,给大众教育注入一股强心针。加尔文主义以信徒心智成熟为前提,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加尔文主义的存在就与人们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须心智成熟,加尔文主义才会发挥出它的效果。一个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尔文主义的每一项内容,整理出它蕴含的一切丰富,就必须在心智上有所锻练才行。加尔文主义对人的悟性提出最强的要求,人必须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领悟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也坚决主张爱神不但要尽心,也要尽‘意’,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尔文主张‘真信心必须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经验告诉我们,‘有敬虔而无知识’到头来会和‘有知识而不敬虔’一样危险。加尔文清楚地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义,传扬他的教义,不但台上的讲员是关键,台下的听众也是关键,两者都要受训练。加尔文把他日内瓦的成就归功于学院的设立,数以千计的学生从欧洲大陆和英国流亡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门下受教,学成后就把他的教义带往基督教世界的各个角落。约翰.诺克斯从日内瓦回英国时,深信致力于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构筑抗议宗最坚强的堡垒,奠定国家最实在的根基。有古话说:‘罗马天主教所到之处有神父,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有教师’,我们只要考查事实,便知此言不虚。加尔文主义认为头脑比钱财更重要,这种好学精神在英国、美国、荷兰、苏格兰等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无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家庭即使勒紧裤腰带也要让子女受教育。
   
   
   喀莱尔的名言:‘对我来说,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求学,却不学无术而死,实在是一大悲剧’,真是一语道破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凡是加尔文主义所到之处,都鼓励寻求知识,增长学问,所以训练出一批强有力的思想家。加尔文主义者不把力气花在盖大教堂,却努力在各阶层兴办学校。当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誓约派、荷兰和德国的改革宗信徒来到美国时,不但把圣经及《威斯敏斯德信条》带来,也把学校一同带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加尔文主义
   
   
   
   
   
   ‘从不害怕怀疑论的挑战,只要她的学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顽固者的对抗,只要她的教堂旁有学堂。’
   
   
   
   
   
   美国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学府-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当初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的,要让学校成为宣扬加尔文主义的重镇,不但要让学生打下健全的神学基础,也要让他们熟悉其他各门学问。哈佛创校于1636年,主要是为了训练传道人,第一批毕业生有半数以上进入教会服事。耶鲁曾经被称作‘美国大学之母’,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严谨的清教徒学校。普林斯顿是苏格兰的长老会办的,以彻底的加尔文主义为基础。
   
   
   历史学家班克鲁说:‘我们以公立学校为荣,而加尔文是公立学校之父,自由教育制度是加尔文想出来的’。他又说:‘加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会想办法启发当地民众的心智,在每个教区都兴办学校。’史密斯说:‘多亏日内瓦的加尔文带起这股风潮,才有我们引以自豪的公立学校制度。这股风潮从苏格兰、荷兰兴起,一直涌到美国;美国在建国的头两百年间,每一所包括神学院、大学、公立学校在内的各级学校,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创办并维持的。’论到加尔文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College)的米特尔教授有两段话说得很好:‘科学与艺术乃是神赐给人类的普通恩典,人类应当谨慎对待,善加运用,尽力发展。我们认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体表现出神的理念,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种属性。一切科学都有统一的理念,神也在这理念之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计划的的彰显。不过加尔文主义者重视教育,除了上述理论性的考量之外,还有非常实际的考量,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但办初级教育,也办高等教育,以致学校随着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堪称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这实际的考量与他们的宗教关系密切。’”(《预定论――加尔文主义与教育》,伯特纳)
   
   
   
   
   
   18.马克斯·韦伯论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在其名著中考察何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那么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一种“天职”的概念,这种概念使得个人对工具具有“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恰恰是其他社会类型中劳动者所不具有的。“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至于职业活动到底是什么,或许看上去只是利用个人的能力,也可能仅仅是利用(作为资本的)物质财产,这些都无关宏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第二章)
   
   
   其次,合理的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诚实的伦理观。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第二章);“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第一章)
   
   
   第三,合理的劳动观。加尔文主义把劳动视为人的天职,视为人生的目的和当尽的本分,人必须恒常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罗马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使人沉浸在无边无际的空旷的宗教冥想之中,而加尔文则宣布“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而劳动则是主要的灵修活动。因此,韦伯总结说:“清教徒的精神气质却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第五章)
   
   
   韦伯得出的结论是:“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Wupperthal )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导论)
   
   
   
   
   神权与人权谁最大?浅谈「邝管化」下的香港圣公会
   
   
   林子健
   
   
   一、神权与人权谁最大?
   
   
   我曾经被一位在美国某华人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质问;基督徒为甚么要争取民主?为甚么要跟中央政府对抗?她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理应顺服掌权的;现在究竟神权大,还是人权大?这一连串问题,如同没有弹头的炮弹狂轰下来。在霎时间,确实难以一一说明,但这并不代表这位传道人充满真理,只是发现双方在信仰观念和逻辑上产生严重落差。
   
   
   二、甚么是「神权政治」?
   
   
   究竟为何总是喜欢把神权与人权视为对立关係?其实,这种前设已产生逻辑谬误,反映这位传道人的神学仍徘徊在「君权神授」的时代。对于「神权政治」之理解,德国神学家莫特曼就有清楚解释;他指所有权柄和能力只属于上帝,因此,没有人有权统治他人,如有人类要统治地球,也必须是受上帝委託(创一26),而现代的民主制度建立在普遍人权的基础上,这种基础使民主承担一项人类的委託,并具有一种独特使命,简言之:「民主出自一种信仰,信仰上帝的绝对统治,以及上帝的绝对统治为所有的人类暴力设限。」。1所以,若以「神权政治」为理由,把专制政权神化或合理化,这是错误的,并是一种「欺神骗人」的神学。但最讽刺的,还是这位在美国某华人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彷彿忘记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尼布尔(H.R. Niebuhr)有一本着作名为"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内容谈及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被看为属于基督教模式,是跟上帝国有其内在联繫。故此,民主与信仰并非敌对势力,当中对民主的理解还有不少神学论述和理据。然而,我们亦应该明白,在此世是没有一种人类制度是完全等于上帝国,只不过是民主能反映更为近似基督宗教信仰价值对罪恶之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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