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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與中越關係
值由毛澤東1966年5月16日發表指示，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之際，我們茲介紹冷戰歷史中美關係專家、現在美國的國尼爾大學 ( Cornell University )教學的華人學者陳兼（ Chen Jian ）教授對這段文革時期的中越關係所評價的歷史資料。
陳兼撰寫《 中國參與越南戰爭：1964-69年 》（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69 ）的文章為我們解釋為何當中國內部有所變動和河內對在南方的戰爭加溫之時，北京與河內的關係便露出破裂的跡象。
據作者分析，那時中越關係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越南勞動黨在南方的戰爭主張；毛澤東“ 輸出革命 ”的政策以及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破裂。
然而各領導人胡志明、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個人關係不能使中國改變觀點，從當北京對河內於1958年意想在南方推行戰爭的不滿至60年代初在軍事、經濟上極力的支持。
圖一、1955年6月，毛澤東與胡志明在北京會晤
正如作者認為，這些關係也使到中越關係破裂的過程緩慢下來，深遠的原因是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層中，存有源自的大國心態和對越南的帝國傳統的“上國 ”思維，以此其中的革命及意識形態只是外表掩飾的表現。
大量湧入越南
“ 1965年5月16日，胡志明與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會晤，胡對毛要求援助為北越建造12條公路並獲毛同意。收到毛的指令後, 中國總參謀部迅速計劃，調動十萬工兵進入北越築路……。
至1965年6月, 中國工兵已有6個師先後進入越南。
第一師 （ CPVEF, 志願軍 ）包括六個工兵團及十個防空營；從1965年6月23日至1969年年底為止，這個師在越南的最高人數為32700名士兵。
第二師包括三個工兵團、一個水利團、一個海上運輸團及運輸團，負責建造沿海防守線、北部灣海上15個島的聯絡通訊站及8個沿海據點。
第三師包括三個工兵團，全體人數留作為空軍服務，主要是建造安沛（ Yên Bái ）機場。
圖二、中國支持越南抗美宣傳
第四、五及六師專為用作建築各條公路線如連接廣州至高平、太原（ Thái Nguyên ）及河內。 他們也參與建造昆明至安沛和在中越邊境地區的各條公路。至1968年10月為止，總建造了1206公里的公路和395座橋樑。
第七師1966年12月進入越南，接替第二師，包括各工兵團及七個防空營。”
“ 1965年7月，中越雙方達成協議，增加中國軍隊，擔任在越的防空任務。
據中方資料透露，1965年8月9日，隸屬61師的中國高射兵進駐安沛只在四日後就擊落第一架美軍F-4型機。
8月23日，63師防空團又擊落一架美機及擊毀另一飛機。
綜觀之，從1965年8月至1969年3月，中國軍隊共有16個師，包括63個團，屬防空兵種（ 15萬軍人 ）曾在越南參戰。
圖三、中國宣稱在越南的領空上曾擊落1707架美機
採用韓戰的戰術，中國司令部不斷調換駐越的部隊，每個單位常只駐守六個月便調返回國。
中方所顯露的數字說道他們曾參與2154次戰鬥及擊落1707架、擊損1608架美機。”
不一樣的優先
可是當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越關係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
作者陳兼認為，主要的原因是河內與北京“ 各有不同的指標促進其政策。”
“ 越南的戰略是如何以各場的戰役促使國家達到統一，而中國的定向是毛澤東意想利用越南的戰爭促進在世界推行 ‘ 不斷革命 ’。”
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走下坡，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亦使北京與河內爆發出緊張和衝突。
從六十年代中期起，北京一直滿以為越南勞動黨是站在相同的陣營反對‘ 蘇聯修正主義 ’。可是，隨著（ 在南越 ）戰爭的進展，河內與莫斯科的關係卻不斷變得緊密。在赫鲁曉夫被其同志們轟下台後，莫斯科增強對北越相當多的援助，同時呼籲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支持北越。”
“ 1965年2月11日， 柯西金總理訪問河內，途中曾停留北京。 他會晤了毛澤東及周恩來，建議中國與蘇聯應停止論戰，以致可共同具體地計劃支持越南人民抗戰。毛馬上反對，並說道他與蘇聯人的爭論還需要進行九百年長。河內從此後持沉默的態度，不再攻擊修正主義。”
“第二祖國”
圖四、黎筍（右、與古巴共黨領袖卡斯特羅）稱蘇聯為“第二祖國”
“ 1966年3月，黎筍率領越南代表團參與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23次大會。他宣稱蘇聯‘ 是第二祖國 ’，此令到北京領導人驚昏及極其憤怒。
1966年7月，中國的一個工兵師團撤回，儘管越方要求留下。”
1966年初，曾發生一件事，由此可看到北京對河內的憤怒態度。一艘中國紅旗號船運送援越貨物在海防市水域附近被截停，讓一艘後到的，也是載運援越貨物的蘇聯船先進港。因須等候，紅旗號遭到美機轟炸受損。
1966年4月，當會晤周恩來時，周首先質問此事，黎筍才知道。周堅決要求黎解釋為何蘇聯船隻可獲優先而中國船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據中方資料透露，黎筍須低頭下氣保證以後不可讓如此的事再發生。”
對蘇聯及美國
“ 然而，至1968年，北京感覺河內已明顯的倒向莫斯科。1968年4月，中國軍隊駐奠邊府的一個單位與當地附近的一批蘇聯軍官發生衝突，中國士兵曾短時間扣留蘇聯人，並使用文革的批鬥方式，指控 ‘ 蘇聯修正主義者 ’”。 越方獲悉後便馬上反對，並認為中方已‘ 侵犯了越南的主權 ’”。
從1967年起，北京與河內之間的關係主要圍繞著越南應否與美國談判的問題：
“ 自從當河內表示關注與美國談判後，北京曾提出強烈的反對。在1967年年底和1968年初多次與河內領導人的交談中，中國各最高領導人皆建議河內應堅持軍事行動路線。1964年8月范文同訪京時，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多次對范強調的說‘ 在戰場上取不到的東西，那麼在談判桌上也不能取得 ’。”
但北京也明白他們可影響河內的決策是極有限的，以及河內將會走自己的路。 在五月份，周恩來曾對（ 巴黎 ）越南談判代表團團長春水（ Xuân Thủy ）說：‘ 與美國談判過於太早了，太匆忙了。’ 當1968年初河內與華盛頓接觸後，北京表面則保持沉默，實質是掩飾其內心的憤怒。與此同時，中國的工兵和高射砲兵開始撤離返國。”
大國心態
圖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發生巨大的變化
據陳兼認為，越中關係破裂的兩個主因是毛澤東的態度和北京的“ 大中華 ”文化心理：
“ 毛澤東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常常是‘ 不斷革命 ’的學說及行動， 目標是為促使中國以革命方式來改變，從一個古老的國家轉為‘ 新中國 ’，而毛本人認為自己將擔任重要的角色而不一定需要統治世界 ( central but not dominant )。”
此外，再說內部的因素，是文化大革命令到中國社會走到崩潰的邊緣以及中國內部各派的鬥爭使毛澤東不可對越南作強烈的影響。
“ 北京對河內的支持與毛澤東利用越南戰爭危機的意圖有緊密的關係，目的是為發動群眾，它也本是為製造文革的重要事務及還可以吹捧中國在東南亞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地位和威信。”
“ 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觀察，北京對越南的政策似乎帶有革命性質和理想，可嘲的是，往往它又充斥大漢中心主義（ Chinese ethnocentrism ）及其普遍性。當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經常強調和反來复去提及必需要對越南人‘ 平等 ’看待，而往往又露出中國革命家的‘上國 ’心態並在對鄰國關係中常暗示中國站在‘ 上等 ’的地位教訓別人、強加予人的價值和禮儀模式。”
圖六、文革從1966年正式開始
“ 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上，中國並不尋求對越南的監控，因為認為越南是下等目標（ inferior aim ），不應做之事，而且也提供極大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不要求附帶任何的條件，但北京同時也提出另一種更大的要求，那是越南必須接受中國更高等的道德地位。簡言之，中國意圖再次實現中華帝國與鄰國臣服關係的模式。”
作者解釋中越關係從破裂至崩潰及完全變為敵對關係的原因如下:
“ 當北京因內部和外部的因素減少援助之時，越南固有的疑惑便轉為遠避。在越南統一後及當河內有足夠的能力抵抗中國的影響時，這種遠避變為敵對。中國又視懲罰‘ 舊同志 ’為必須的行動，使致捍衛‘上國 ’的心態不受損毀。結果是‘ 同志加兄弟 ’的關係完全崩解。”
嶺南遺民譯
2016年5月18日
陳兼原文曾刊載於《 中國季刊 》（ The China Quarterly ）, 第 142期，1995年六月, 劍橋大學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此文于2016年05月1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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