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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犯醫的緊急搶救後,羅基明漸漸地蘇醒了。雙眼被紅腫的眼皮包著,幾乎睜不開眼。用蒸餾水清洗眼皮和眼球,敷藥之後用棉紗布及繃帶圍住。他的全身的皮膚發紅腫,一接觸皮膚會痛得難以忍受。
   
   二名管教幹部帶了二名犯人拎著一副15公斤重的大腳鐐來到醫務室,把羅基明從病床架起來。一名管教幹部大聲對羅基明說道:“你不老實要逃跑,今天就讓你嘗嘗無產階級專政大腳鐐的味道。站好,把他的褲腳提起來,你們二人(犯人)給他釘上腳鐐。”
   
   15公斤的大鐐有兩個鐵圓環圈在腳踝之上,用大鐵鉚釘把鐵圓環釘死。二個鐵圓環之間有一條粗鐵鏈聯住,大約有一步寬之長,只能慢慢走,不能開步跑。鐵圓環一定要用布條包起來,否則鐵圓環會把踝骨弄傷。
   
   帶著沉重的腳鐐和疲軟的身體,由二個犯人架著,緩步的走進小小的緊閉室。這比起大糞池來已經是人間天堂了。
   
   不久,安徽省公安廳勞改局來了3名幹部,接連一個星期的審間羅基明。他當時已經是死緩2年的徒刑,離死刑立即執行只差二步之遠,會不會因這次逃跑而立即升級送入死牢房呢? 許多好心的犯人在替他擔憂。
   
   為什麼他膽敢要從高電壓大圍牆包圍住的安徽省第二監獄逃跑呢? 是什麼力量支持著他? 這個問題我思索了好久。
   
   羅基明是共產黨幹部子弟,他的全家親人及他本人都是共產黨員。他的一位哥哥是湖北省公安廳的一位負責人。他考入武漢測繪學院,這是一所半軍半民的大學,畢業生相當一部份進入軍隊的地圖地形測繪部門。在大學時結識一位從香港到內地讀書的小姐。60年代初畢業之後被分配到軍事單位工作,申請和這位香港小姐結婚,沒有得到共產黨組織批准。為此他申請退役退職脫離公家機關,和香港小姐結婚。從此他成了無職業單位的單幹戶。60年代初期,大陸的經濟狀況很糟,他太太帶了孩子申請回香港,他隨後申請去香港探親一再遭到公安部門的拒絕批准。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第一次從廣東邊界偷渡去香港失敗被捉,送回安徽被判刑七年送勞改農場服刑。在服刑的幾年中,他接連的從勞改單位逃跑,可是很不幸,每次都沒有成功,並且每次失敗的逃跑,都給他的刑期升級。他一連逃跑了7次,從最初的7年有期徒刑,加到10年,15年,20有期徒刑,一直到死刑緩期2年被送入安徽省第二監獄。
   
   在省公安廳管教幹部面前,他一再申辯逃跑的理由是為了看望妻子和孩子。並要求司法專政機構給他一個繼續服刑的機會,以讓他的妻子和孩子能來看望他。大概他的家世和出身背景對他起了保護作用,加之他多次逃跑的理由是為了家庭團聚,還不足以把他立即處死。幾個月之後,對他宣佈加刑到死刑緩期1年。這意味著在1年之內他不能再有嚴重的類似逃跑的行為發生,否則將立即處死。這一宣佈,同號子的犯人都為之寬心,這條可憐的生命總算保留下來了。等待時機平反吧,這是唯一的希望。
   
   他放出禁閉室之後,寡言沉默的坐在一台小機床邊操縱機器。管教幹部們不准犯人們去和他談話及打聽他的情況。大約事隔1年之後,對他監視放鬆了,我才得到機會和他講了幾句話。
   
   “你好嗎? 身體現在怎樣?”我問道。
   
   “還好,已經康復了”。他搖著頭環顧四周,觀察是否有管教幹部和那些打小報告的狗腿子們。
   
   “你的身體不錯,籃球打得很好”。他說道。
   
   “我喜歡體育活動,通過打籃球來保持身體健康,希望在出獄時身體不要垮掉。你要多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謝謝。我們都要好好保重身體。”
   
   1979年底,我的案子被徹底平反回到安徽師範大學物理系重新工作。不久老羅也被平反釋放,後申請去香港找到了他的妻子和兒子。
   
   這件事我終身難忘。1992年我路過香港時,向朋友打聽他的消息,據知他在香港和大陸之間來往做生意。我默默的祝他生活幸福快樂,這個飽受折磨的靈魂。
   
   羅基明是共產黨培養教育出來的技術人才,以共產黨的標準來言,他是根紅苗正,是接班人的人才,可是共產黨卻把他當作敵人而無情的摧殘和打擊,使本來屬於共產黨陣營內的人變成了反共產黨的力量。他僅是為了家庭團聚遭受幾乎喪生的折磨。為什麼會這樣呢?
   
   “苛政猛於虎”
   
   中國共產黨內一小批喪失理智,沒有人性的官僚在治理國家,不斷地在製造階級敵人,製造冤假錯案,使中共政權不時的動盪不穩。社會的尖銳矛盾自然的反映到中共黨內形成不同的派別權力鬥爭。這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長達10年之久的社會因素。
   
   毛澤東講“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人類杜會發展三條基本方法”。他把階級鬥爭無限的擴大到一切領域,製造無數計的階級敵人。共產黨在大陸喪失威信,根本原因在於治理國家的哲學思想的失敗。中共把人當作工具和奴隸,不把人當作有思想有情感有正常欲望的人。
   
   監獄當局利用羅基明逃跑事件,在犯人中灌輸極端平均主義。從情理上講,犯人們同情羅基明要去香港團聚家庭。管教幹部就以羅基明想過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做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為名批判他。極端平均主義在貧窮的社會極易煽動人的不滿,這也是文化大革命被掀起的社會因素之一。
   
   二
   
   耶穌曰: “誰若願意跟隨我,就該棄絕他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願意救自己的靈魂,必喪掉自己生命。"(太,16.24-25;可,8.3尋-35;路,9.23-24)
   
   “把他吊起來,看他還信不信上帝!" 一個三角眼的中年犯人大聲的叫喊著,並回頭看著管教幹部有什麼反應。批鬥會場上沒有回應。管教幹部的默許無言,三角眼再次叫喊:
   
   “把繩子拿來,把這個雜種吊起來!”
   
   二個犯人果真的把繩子拿出(其實是早已準備好的),把董松林雙肩一捆,把他吊在屋樑下了。
   
   “你這個唯心主義者,還信不信上帝?"
   
   呸! 一小撮口痰吐向三角眼的臉上,董松林憤怒的蔑視三角眼犯人。
   
   “他媽的,這個狗雜種還吐痰,給我打。打死這個帝國主義的後代。”
   
   二、三個犯人用棍子打被吊的董松林,他緊閉雙眼,口裏默默的在祈禱。頭上直冒冷汗,臉色發青,嘴唇發黑。不久,管教幹部怕出人命案,出來制止棍打董松林。半日之後才將他鬆綁放下。
   
   這件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董松林是安徽省第二監獄有名的安份守巳的老實犯人,只因他是篤誠的天主教徒,堅持不放棄宗教信仰而帶來的橫禍。
   
   1972年夏我從安徽白湖勞改農場轉到安徽省安慶市第二監獄,被分配到新生棉織廠保養車間開車床,和董松林一個小組。他睡下鋪,我睡上鋪。
   
   在一次政治學習會上,犯人們重提這件事,我問董松林,“這件事是真的嗎?” 他笑著答道:“是真的。我相信上帝和他們有什麼相干。我是唯心主義者,他們是唯物主義者。我走我的陽關道,他走他的獨木橋,毫不相干。”
   
   我和董松林朝夕相處,在保養車間他操縱大車床,我開小車床,一起商討解決技術問題;分菜吃飯,洗澡理髮,讀書看報,24小時都在一個小組活動。所以對他有比較細緻的觀察。
   
   大概是1972年年底的冬季整訓期間,監獄當局對全體犯人正式傳達了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主要內容。照本宣讀不作任何解釋和說明,只讓犯人們知道林彪和他的妻子兒子及隨從人員的座機摔死在蒙古的溫多爾汗。
   
   在會上宣佈,凡是過去因攻擊林彪而判刑入獄勞改的人休想翻案,過去凡是攻擊林彪副統帥是反革命,你被判刑入獄是對的。現在黨中央宣佈林彪反黨也是正確的,這二件事是不能混為一談。聽到此我心裏想,你講的話又不能算數,因為被判刑人的案子都不是由監獄決定的,監獄只不過是保管所謂的“犯人”而已。
   
   董松林此人是老實天真得可愛,他講:“林彪是副統帥,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他摔死了,和我們這些小小的犯人有何相干呢? 我心裏一直在納悶兒,這位老董究竟是為什麼被判無期徒刑呢? 監獄規定,犯人之間不允許相互打聽和交談各自案情。
   
   不知什麼原因,這一年的冬季整訓和往常不一樣。特別規定要詳細的在學習小組內談自己的案情,交代對自己案情現在的看法。由於這一公開的交談案情,才使得為知道這位天主教徒的來龍去脈。
   
   董松林自述:“我的父親是義大利傳教士,母親是江蘇人,我在天津讀小學,考進南開大學電機系以後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電機系。我是個篤誠的天主教徒,是個不折不扣的崇拜上帝者。1951年5月我被捕,被捕的罪名是參加聖母軍,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和走狗。被捉進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進入牢房時幾十個人都站著,沒有地方坐,不斷的有人被捉進來。很快我被判了7年徒刑,送到安徽省淮北治淮工地,修築土壩防水堤。”
   
   “我沒有參加過美國特務組織,也不是美帝國主義走狗。我根本沒有做什麼所謂的壞事,只不過是個天主教徒,是個唯心主義者,是個普通大學生,沒有涉入到社會活動。為什麼要判我7年徒刑? 對此不服寫上訴。不久我接到一張判決書。因我不服寫上訴而加刑到10年。這真是個怪事,心裏不服就要加刑。但我還是不服從判決繼績寫申訴,又被加刑到15年。我從來不和政府鬧事,不服從判決就要申訴,這是我的權利,他們不能剝奪我講話的權利。我還是不斷的寫,不斷的上訴,很快的被加判刑到20年。這只是短短的幾年工夫,從7年變成20年徒刑。我的工作每天還是挑土修水壩。”
   
   “我還是不停的寫上訴不服從判決,把我的刑期加到無期徒刑,再加到死刑緩期1年,最後加到死刑立即執行,被關進單人死牢。關押1年多,天天等待被拉出去槍斃。沒有人同我講話,沒有書報讀,沒有任何消息。我天天是禱告和回憶,心情很平靜,沒有做錯任何事,心裏沒有負擔和壓力。突然有一天,牢門上的小窗打開,塞進一張紙,打開一看是判決書,把我的死刑立即執行改成死緩1年。我在死牢裏已關了1年多,似乎是有點多餘的了。我意識到我不會被處死的。”
   
   “60年初,三年災害的時期,把我從死牢中放出,送去農場。我身體非常虛弱,只剩下皮包骨了,沒有力氣做農活,我就坐在泥地上曬太陽。每天吃半斤米,後來減少至3兩米,吃很多蔬菜。我看到很多體強力壯的犯人一個個餓倒病死,拖出去隨便挖個洞就地埋了。我還算幸運,因為體弱不能幹農活,沒有什麼消耗,3兩米也能應付過去了,那些做大體力活的人3兩米怎麼夠呢? 我是有等死的決心,算命大沒有死。”
   
   “後來也不知什麼緣故把我改為無期徒刑。三年自然災害過後生活漸漸的改善,各個勞改農場又增加了不少年輕犯人進來,過去因餓死人造成勞改農場勞動力不足的狀況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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