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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伪总统伍凡实际上是中共中将】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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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不容我揭批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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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非常有必要重温《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

重温说明:

   
    两个星期来,中文互联网上纪念“文革”50周年的文章,可谓林林总总。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文革”影响至今强烈,且“文革”【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歪风邪气,又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另一方面说明,由于当权的共产党一直未能客观公正地对“文革”作出评价,致使国人对“文革”真相的认识,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准确度和深度。因此,感到有必要从纪念“文革”50周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在陈泱潮文集重温此文。希望有益于今人及後人对“文革”真相的认知,以有益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特权论》作者: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


   陈泱潮(陈尔晋)

   
    (2006-2-4日立春日一稿/9日二稿)
   
    ~~~~~~~~~~~~~~~~~~~~~~~~~~~~~~~~
   
   目录
   
    一、对“文革”的四种定性
   
    附:武振荣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掩饰下的【夺权文革】
   
   1、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目标、实践和策略
   2、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目标决定了“文革”主要的斗争对像是中共刘邓当权派
   3、毛泽东【夺权文革】批判刘邓当权派大抓“反革命”的反动路线
   4、今日被中共当权派刻意抹煞的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积极的一面
   5、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真正大错
   
    三、邓小平【浩劫文革】的实质是“官僚保特权~不准百姓造反的反文革”
   
   1、邓小平【浩劫文革】的实质和由来
   2、邓小平【浩劫文革】“官僚保特权—不准百姓造反的反文革”的毒辣手段
   3、“文革”【浩劫】的制造者,其实正是邓小平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
   4、未亲历过“文革”的人,应当尊重站在平民百姓立场上的“文革”过来人的诚实见证
   5、中共[夺权派]和[保权派]立场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手段和实践的方向性差异
   6、[夺权派]和[保权派]歧异形成的深刻原因
   7、我在《特权论·重印前言》中对[英雄或者坏蛋创造历史]的批判
   8、中共内部坚持专制独裁而发生的你死我活争权夺利厮杀的性质和原因
   9、因果报应,毫厘不爽
   10、邓小平【浩劫文革】刻意恢复“文革”前17年党专制严酷统治的罪恶后果
   
    四、刘国凯等【人民文革】的准确说法应当是“百姓趁机维权抗争的有限造反文革”
   
   1、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切身感受和呐喊
   2、【人民文革】的确切含义
   3、人民在“文革”中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的抗争,实属【百姓有限造 反】
   4、“造反有理”与[主权在民]有共通点
   5、 中共不仅对整个国家民族而且对其全体党团员都彻底丧失了合法性
   6、对中共土匪骗子专制独裁集团当权派造反有理
   
    五、陈泱潮对“文革”的历史定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1、只有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加以全面考察,才能对“文革”准确定性
   2、对“文革”准确定性是现实政治推进中国民主化变革的需要
   3、《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曾经强调权力机构“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4、文化大革命中新思潮的巅峰代表作《特权论》首次明确提出了在共产世界进行民主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5、苏东剧变与“文革”后中国政治局势的主旋律本质上始终是围绕着民主革命旋转
   6、团结在【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的旗帜下,争取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
   
    ~~~~~~~~~~~~~~~~~~~~~~~~~~~~~~~~

一、对“文革”的四种定性

   
    不把握事物的性质,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此“文革”40周年之际,有必要问一声:“‘文革’到底是什么性质?”
   
    在我看来,
   
    1、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掩饰下的【夺权文革】;
   
    2、邓小平【浩劫文革】的实质是“官僚保特权—不准百姓造反的反文革”
   
    3、刘国凯等【人民文革】的准确说法应当是“百姓趁机维权抗争的有限造反文革”,
   
    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毛泽东当权的最后岁月1966~1976年这段中国历史问题的表述。
   
    我的观点,则是一如《特权论》所说,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综合看待这段具有特殊意义历史的承前启后性质:

4、陈泱潮对“文革”的历史定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附:

武振荣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送交者: 武振荣 于 北京时间 02/05/2006 (222 reads) [武振荣累积230分]
   
    主题: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博讯(博客)文坛评论] 不错,很不错,陈先生思路如此敏捷,令人佩服。特别是“文革”的分类也很清楚,表明了一个有着高度民主教养和民主思想的人所能够站立的水平。当毛泽东被民运圈里的人骂得狗血淋头时,他能够对毛的“夺权文革”做出客观的评价就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对毛死而不僵的说明,我认为是高水平的。
   
    陈先生不仅仅是有理论,理论水平很高,而且他也是民运人士队伍中的一位政治实践很丰富的人,但愿他的经验与理论能够引起中国热爱民主、追求自由的人的重视!

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掩饰下的【夺权文革】


1、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目标、实践和策略

   
    毛泽东的【夺权文革】,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旗号,在“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等 “文革”文件、文章)的口号下,进行尽管有改良主义性质的“斗、批、改”内容,但是作为发动者政治上的主观意图,其主要目标和实践,则是党内毛泽东派系向刘邓派系的夺权斗争。
   
    由于这场斗争是从文化领域首先找到突破口,并且,从毛氏权谋策略考虑,也需要虚张声势掩人耳目,需要掩盖真实目的以声东击西,因此,才被冠之以“文化大革命”的桂冠。
   
    尽管毛泽东【夺权文革】,不无“文化”的内容,但是,冠以“文化”二字为定义的所谓“大革命”,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发起向刘邓[夺权]的策略和烟雾。

2、毛泽东【夺权文革】的目标决定了“文革”主要的斗争对像是刘邓中共当权派

   
    在这场夺权斗争的初期和关键时刻,毛泽东有意识地利用了人民,人民也有意无意地趁机借用了中共内部权力激烈斗争的形势,从1949—1966年的17年中共的残暴和严酷的统治下,第一次松了一口气。
   
    因此,毛泽东的【夺权文革】,在初期和夺权关键时刻,坚决纠正刘邓50多天派出工作组大力转移矛盾、转移视线、转移方向,大力扑火、大力镇压群众、大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险做法,而一度瘫痪了中共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强调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集中矛头,专门针对中共当权派,从而抑制了刘邓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丧尽天良故意穷凶极恶地对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员及其家属子女进行疯狂政治迫害的所谓“阶级斗争”。
   
    刘邓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正是从“四清”运动以来,就故意穷凶极恶地对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员及其家属子女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用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中共党官僚特权阶级对人民大众吃人不吐骨头的血腥的现时的新型的阶级压榨和阶级奴役。
   
    刘邓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更是驾轻就熟,故意穷凶极恶地对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员及其家属子女进行疯狂的政治迫害,在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氛围下,利用和煽动“红卫兵”中官僚干部子弟,用大搞打、砸、抢,制造恐怖,肆意破坏文化、破坏文物的野蛮罪行,来规避和转移毛泽东号召[针对中共当权派造反]的冲击锋芒!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毛泽东为了夺权斗争的需要,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仅表明了不许镇压群众,不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而且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和斗争目标,是针对刘邓司令部,针对中共党内当权派。
   
    因此,毛泽东【夺权文革】强调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斗争矛头必须专门针对党内刘邓当权派、反对党内刘邓当权派转移目标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一度具有人民性,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3、毛泽东【夺权文革】批判刘邓当权派大抓“反革命”的反动路线

   
    毛泽东【夺权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出“文革”初期《5.16通知》后,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搞了50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有关资料: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 “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50多天”期间,我的故乡云南省宣威县的中学生,和其他曲靖专区所属13个县的中学生,都全部集中到曲靖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按照刘少奇邓小平“内外有别”等政策,在工作组的管制下,不准回家,不准出门,不准串联,不准自由活动,关起门来搞运动:大打“反革命”、大抓“反革命”!
   
    真是一片恐怖!
   
    后来成了宣威县群众组织“炮兵团”负责人,并且在后来又参与帮助我翻印《特权论》的缪甸生、夏开胜,以及我当年负责宣威东方红总部宣传工作时所辖几个学生组织的成员,都是此种恐怖的亲历者!
   
    多年后他们在回忆到这段中学生少年被关在“集中营”、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怖经历时,还不寒而栗!
   
    由此可见刘邓“文革”前当权17年的专横跋扈,已经形成了何等严重的习惯——动不动就挥舞“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人打成“反革命”!
   
    由此可见邓小平89/6.4调动数十万国防军到首都北京大摆坦克阵,下令向学生和市民群体开枪,绝对不是偶然的过犯,而是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长期专制独裁所形成的、不把百姓当人看待的、极其凶恶残暴专横跋扈本质的大暴露!
   
    正是针对刘邓中共当权派派出大量工作组,到处抓“反革命”疯狂迫害民众的一系列严重事态,为了牢牢掌握斗争党内当权派的大方向,毛泽东在进行“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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