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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罗基先生商榷


评郭罗基先生的长文


   

徐水良


   

1998-6-14日


   
   
   郭罗基先生的长文《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分野》(载《世界周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对革命和革命派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一些年来,“革命”这两个字,被郭先生和“告别革命”的朋友们搞得几乎臭不可闻。批判革命,宣称自己是反革命,是改良派,成为国内外一些民运人士的时髦。在国内,与郭先生类似的观点一度成为占大多数的观点,目前国内持这种观点的民运人士已经较少,但这是几年来艰苦努力以及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作为在国内长期主张革命,更确切地说是“不排除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笔者与郭先生有着全面的分歧。因此,边读郭文,边写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一篇短文,先对郭先生的文章作出回应,借以与郭先生商榷。希望今后再有机会对郭先生文章中的大量理论和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澄清目前存在的许多糊涂观念。由于本文时间匆促,错误之处,望郭先生教正。
   
   离开南京以前,郭先生的一个学生,对郭先生一直很崇拜,一再要我带信向郭先生问候。说郭先生坚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自称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可是不为中共所容,被迫赴美。我到纽约后,听说郭先生是反对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对此,我表示充分理解。因为老民运人士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从主张马列主义,到主张改良,到不排除或主张革命的。这些年来,本人在大陆写了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告别革命”等各种谬论,目的也在于加快这种进程。因此,本人对郭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读了郭先生的长文,本人对郭先生却多了另一重敬佩,就是敬佩郭先生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内高谈阔论的勇气。任意编造历史的勇气。
   
   什么是革命?
   
   郭先生用长篇文章抨击革命,严肃的作者自然应该对革命作出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如果连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却对革命发表长篇大论的荒唐言论,这未免可笑。郭先生说:“革命运动就是夺取权力的运动,”又说,“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都是革命……”,我不知道郭先生究竟主张那一个定义。郭先生头脑中的革命,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几乎就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但这仅仅是郭先生和中共的革命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本来意义。
   
   在我们看来,革命就是事物或社会前进的一种突变状况,一种突破性进展,是社会或社会某一方面的一种全面更新。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以至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都是人类的必须。反对革命,乃是一种荒唐的观点。
   
   某些具体的革命确实是可以告别的,例如暴力革命。但告别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乃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巩固。在专制制度下,我们只能尽量争取走和平道路或尽量争取减少暴力破坏,而不能断言告别暴力革命。至于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我们更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革命的特点是社会的突变和全面更新,例如,专制制度改为民主制度,这才称为革命。因此,郭先生强加在革命头上的各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们也反对一种“革命”,这就是郭先生和共产党人头脑中的“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革命”。除政治革命外,上述种种革命,与郭先生的“夺权”及“改朝换代”,显然风马牛不相及。
   
   
   尊重历史
   
   郭先生讲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总结出特有的历史规律,声称革命只能造就权威政治。过去的某些“精英”及“告别革命”的人们,总结出以暴易暴,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等所谓“历史规律”。我很怀疑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历史,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历史完全不同。否则,其真实情况,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由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建立起来的。而没有美国民主,就不会有当代的民主世界。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是由英国一六四二年革命(CIVIC WAR或PURITAN REVOLUTION)以及光荣革命(GLORIOS REVOLUTION)建立和巩固起来,以后,又“通过立法,不断改良”取得完善。可是在郭先生笔下,英国一六四二年革命和光荣革命都不见了,英国民主制变成了逐步立法和改良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产生过雅各宾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三大反动逆流,或两大反动逆流(因为后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但他们的产生,不是革命的过错。希特勒的上台,恰恰是政府的合法改变,合法改良的结果;并且许多专制政府,如菲律宾的马科斯,甚至是靠改良甚至民主选举上台的。因此,专制政府的上台,与革命和改良并无必然关系。相反的情况,如苏联和东欧的革命,推翻共产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还有菲律宾革命产生的菲律宾民主制度,则更是不久前的事实。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可以置之不顾,历史可以任意改写,任意编造,历史规律可以任意捏造,那么,任何严肃的学问都不可能存在。
   
   上述革命和暴力等问题上的谬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在这些领域中的翻版。他们认为,不是人及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决定人类社会,而是人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反过来决定人及人类社会。人在异化力量,在人的创造物,如生产力、经济、革命和暴力等等各类异化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革命和暴力将离开甚至违背人的意志产生出以暴易暴,暴力必然产生出暴政等所谓历史规律。而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的这些创造物反过来决定和支配人及人类的现象,仅仅是一种异化现象,暂时的,非本质的现象。人能够掌握和支配自己的创造物,这才是人类社会长久的本质。
   
   
   中国的教训
   
   中国近几十年专制的教训是什么呢?郭先生的教训是革命。而我们的教训却完全不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及妥协改良,包括在郭先生大加赞扬的换剧本不换演员的改良,造成袁世凯上台及军阀混战,这是第一个大教训;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搬来了苏俄一党专制的社会制度,这是第二个大教训,中共搬来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极端专制制度,极权制度,这是第三个大教训;革命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歪曲成政权更迭,改朝换代,这是第四个大教训。四大教训换成一句话,这就是以建立专政即专制为目标,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必然造成专制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只有以多党民主,民主宪政为目标,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才有可能给人民带来福祉。此外,我们必须严格警惕,不要让那种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的“教训”误导我们,从而再重现历史上妥协投降产生的恶果,例如军阀混战那样的恶果。
   
   
   四五运动的特点
   
   郭先生关于利权和权力之类许多问题的议论,以及许多常识问题上的错误,笔者读后深感痛切,我们需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包括对许多号称学者甚至权威的人。不过,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谈。我这里只说一个问题,郭先生说,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自由。”我认为这是不符事实的。四五运动是由南京发起的,而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南京许多人,认为本人一九七四、七五年大字报是南京事件的先导,出狱后,本人是南京事件被捕人员的实际带头人,因此,本人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南京事件的最主要特点,从而也是整个四五运动的特点,恰恰是反对四人帮,恰恰是一个权力问题,它为粉碎四人帮(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作了舆论准备。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在本人大字报中,是主题之一,但限于当时严酷的条件,却不可能成为南京事件及四五运动的主题。
   
   
   其它问题
   
   其它还有许多问题,例如革命和改良,郭先生说是目标不同,其实,革命和改良,主要是策略问题(包括路线、道路、方针、政策、方法、步骤等等)问题,而不是目标问题,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选取不同道路的问题。郭先生说革命派目标模糊,改良派目标彻底,而历史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前,改良派目标模糊,并且很不彻底,而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等为代表,却是目标明确。目前的情况也是同样。我们不了解国外情况,至少,在国内,改良派目标模糊,而我们革命派(确切地说,是争取改良,不排除革命,即“不排除革命”派),却是目标明确,要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民主,多党民主,有统一的、系统而明确的目标模式。而改良派,仅以如何对中共一党专制而言,就形形色色,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到接受这种领导,到对这种领导进行修补、“补台”、“合作”及至主张在今后遥遥无期的将来,结束一党专制,因人不同,主张各各不同,决无清晰而统一的目标。又例如对暴力问题,我们当然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恐怖手段,但却不可能马上否定和废除一切暴力,实行“非暴力”,尤其是当代暴力的主要代表,即军队和警察不可能匆忙废除,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实行“非暴力”策略,即在中共不使用暴力屠杀的条件下,不采用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事实上,我们一直采用非暴力策略,但这种策略决不能作为向中共下跪,任中共宰割屠杀,那样一种软骨头行为的借口。郭先生抽象赞扬印度甘地的和平主义,要处于一党专制的残忍统治下的人们效法。却没有认真具体地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适用这种主义,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这种主义。我与北京一个受郭先生影响很深,因而声称自己是彻底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人士讨论这个问题时说:“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他胜利了;如果他面对的是伊拉克的萨达姆,那么,一把小刀就可以结束他的生命。”这实际上讲了两种情况的根本区别。
   
   郭先生反对“抽象思维”,正确的提法是反对思维的任意抽象化,因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都是思维的正常形式,并无任何贬意。但郭先生却独出心裁,把抽象思维弄成贬意,并把它加到革命派头上。我的感觉恰是郭先生处处使用简单化,抽象化的思维。上面抽象对待甘地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走革命还是改良道路,是由中国的客观情况决定的,认为仅仅根据少数民运人士的主观愿望,就可以走渐变道路,就可以排除革命,这是一种武断的空想,是一种以驼鸟政策为特点的自大狂。我们民运人士并没有支配中国全局的实际力量,我们只能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有利于民族的策略。而且,就革命和改良两者说来,革命,主要是人民的权利,改良,主要是统治者的权利,政府的权利。郭先生连这种简单的道理也不懂,不自觉地、自大狂地把自己等同于中国领导人,因而决定选择改良道路。从而使他长篇大论成为一厢情愿的,无的放矢的空谈。我们一定要消除个人自大狂,也是消除民运自大狂,使我们脚踏实地站到中国的大地上,站到十二亿人民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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