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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不可能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


徐水良


   

2016-4-5日


   

   
   在共产党极权专制统治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大抢劫大掠夺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专制统治条件下,不可能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许多年来,中国一些怪胎式的自由主义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要在共产党尤其是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专制统治条件下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纯粹是散布幻想和欺骗。在中共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专制统治下,中国社会、全民道德和人们的公民意思等等,只能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腐败。能维持不变,不进一步走向崩溃就非常不错了,当然更不可能去建立公民社会。而中国的宪法、法律和法制,只能是任由中共玩弄的玩弄的废纸,在中共专制统治下,永远是共产党的人治,永远是中共专制统治者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不可能有法治社会。要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中共极权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社会以后,才有可能。
   
   所以,必须坚决揭穿怪胎式的自由主义伪精英,伪公知,伪右派,伪民运多少年来坚持反对、攻击、污蔑和丑化革命及民众的反抗,攻击所谓的“民粹主义”,坚持散布在中共统治下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然后在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的幻想和欺骗,完全是颠倒历史程序的谬论。
   
   至于一神教神棍们鼓吹国度性福音化,只有像中世纪那样成为一神教天下,才能实现民主,则更加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彻头彻尾的谎话。
   
   徐水良
   
   2016-4-5日
   
   
   本人对《大陆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帖子的跟帖:
   
   觉醒和准备反抗的人急剧增加,是好事,是革命即将来临的标志。
   
   人就是要有点不怕死的精神,不能老是跪着。
   
   人家拒绝改变,没有革命就永远维持现状,而革命,就是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否定不怕死精神,就是永远当奴才。
   
   不怕死的人多了,起带头作用,革命就来了。
   
   
   
   怎样看待目前的社会矛盾?
   编撰者:毕渡远(金陵毕康)
   
   
   在凯迪猫眼看人看到一篇帖子,言及“大陆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抗争成非理性化、暴力化、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的倾向。
   
   就此,结合学界学者的观点,发表一些想法:“在政治领域,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与民族的不成熟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通过组织、宣传、吸纳-转化等有力措施,政治控制依然很强,积累深厚的社会矛盾难以集中转化为政治矛盾,当然也难以通过组织转化为宪政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族的现代政治上依然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现代政治所需要的理性、理念和传统非常匮乏,反而传统政治的理性、理念和传统仍然异常发达,行之有效。政治的不成熟成为政治控制的理由之一,政治控制反过来又压缩了政治成熟发育的空间和机会。
   
   在社会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及密切相关的公民社会的发育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党-政府手上,扮演一个帮忙而不能添乱的角色,碎片化的社会矛盾难以威胁到整体的社会稳定,只是增加了危急时刻共振的可能性。与之并存,随着(权力)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社会阶层-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出现深刻的断裂,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于同一时代,增强了社会的异质性和整合难度,行政性整合日益建立在一片流沙的社会基础之上。”---耿国阶
   
   “近十年来,正是我们体制结构性的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力量,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瘀”,化解改革中期的五大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这些体制固有的弊端,就可以由于出现了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难以坐大。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形成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一开始似乎还得心应手,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做别有企图,进一步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的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控制到现在连“公民社会”也不能再提了的地步,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而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把本应建立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生机进一步抑制了。正如清华大学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缺乏制约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引不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农民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极左派与西化自由派发出越来越强势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即“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这就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无法经由公民社会的培育而逐渐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由于公民缺乏在社会场所来学习民主经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宽容政治态度,学会对多元性的容忍,其对政府不满的反应态度,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社会上确实也出现了种种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
   
   历史的因果报应往往是这样。当强势政府威信退化,没有民主训练的充满挫折感与暴戾之气的民众,会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冲击现行秩序,浩浩荡荡,所向披靡。不久前,发生在上海浦东机场的二十多个乘客,仅仅为了误机补偿费没有满足而冲上飞机跑道拦飞机的事,可以说全世界闻所未闻。这一件小事很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预兆值得深思。
   
   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的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控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胆子”越来越大,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那时,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在同质化信息的引导下,将是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的“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一种更强烈的对既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的事件的导引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度高强度”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此刻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从历史上看,威权强控制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的时间。”---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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