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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何时取得律师资格取信于民?

郑恩宠点评:
    唐荆陵律师今年才44岁,20岁时就走上中国公民觉醒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专业毕业,又自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是一个出色的中国律师,是中国甘地们中的一个佼佼者。律师取得双学历是法治的必然需要。习近平是小学毕业,在农村劳动七年,不需考试取得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资格,三年化工专业学生。习近平归根结底还是有个好爸爸。习近平是所谓法学博士,何时考个律师资格给国人看看?
   转载来源:参与首发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唐荆陵律师
   [日期:2016-02-23]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欧阳小戎

   
   
    唐荆陵律师刚刚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他四十四岁的生日,算来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有余,起诉他的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判刑五年。这位谦谦君子在一九八九年考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时值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之后,举国政治氛围萧杀,尤以青年学生,受政治管控最为严厉。若因此推论:这一代青年将变得思想僵化,则难免有教条主义之嫌。中国之开放早成不可逆转、遏抑之潮流,一场涵盖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必将降临。欲隔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圈地称王,必将与全民族共同利益为敌,最终亦必将为全民所抛弃。虽有统治当局处心积虑地洗脑,仍无法阻止人们对文明价值的思考与追求。洗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人们接触文明价值的机会,然洗脑行为本身却令许多人憎恶,因此也使许多原本不关心于此道的人们心生厌恶、反感,进而渴求洗脑之外的新知。一个不懂得尊重个体利益与价值,视个人为蝼蚁的政权,势必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保障,不客气地说:无视个体的政权,势必成为全社会之公敌。社会系具体个体联合而成,无视个体,即无视整个社会。
   
   
    一九九三年,唐荆陵毕业赴广州工作,他对老本行化工似无甚大爱,几年后改修法律,并于一九九八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据唐夫人汪艳芳女士称,弃工学法,只因看中这一行业的前途,与人权并无直接瓜葛。孰不知多年以后唐成为一位人权律师,并于此道再不离弃。这对年轻夫妇辛苦经营,历经贫寒,勉力相互扶持,在广州安家立业。唐家位于天河区,周围景致格局,大有城乡结合部之格调。附近市场里大量出售便宜而不太卫生的食物,及同样廉价且品质堪忧日用杂货。警察时常派人堵在他家门口不教其出行,将他软禁起来,让狭窄的楼道更平添几许神秘与无奈。我初来到唐家时,那家中尚存留着些许新居的喜气,陈设简朴有条,洁净又多妙趣,一派生机。其时他年方而立,唐夫人待人天真平易,尽管丈夫及家庭初遭变故,失去了优厚的律师待遇,却洋溢着难以掩抑的幸福感与希望,隐约似初恋少女一般。当她不经意间说起与丈夫共度贫寒的艰难光景时,非但全无寒酸之叹,神色中倒是对那段苦寒时日似有一丝难以割舍的隐隐留恋。我在公交车站上等候,远远见一中等身材男子,不疾不徐前来,一身简朴深色装束,渐渐看清他布衣布鞋,衬得白皙面孔越发平静,双眸在眼镜后似乎格外有神,还看不清脸孔,便已感觉到他一路都在看着你。言语如同步履一般,不媚不慢、不冷不腻,中正平和。他走过来,扬手轻轻招呼我一声,让我随他同归。我问:“你怎么知道是我?”话刚出口有点后悔,觉得这个问题太过于幼稚,也许会遭来嘲笑。幸而他并无轻慢之色,答道:“你背这么个大包,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那轻轻一笑从此似定格在记忆中,从此无论世事如何流转,见面亦或不见,若提及唐荆陵律师,便永远是那形象。
   
   
    多年以后,我看见他在看守所里身着囚服,手捧夫人送来生日鲜花的照片,一片酸楚,几欲泪下,非为他的憔悴,乃为他憔悴面容背后的平静,虽夫妻分离之哀伤亦不能独占。这悲怆的旅程虽似注定,回头看时却也是一步步渐渐演化至今。十年前,轰动全国的太石村维权事件中,青年律师唐荆陵受维权热情影响,前往太石村声援关注维权进展,并试图为几名受报复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乃至代理,在村外遭暴徒袭击,砸坏了汽车。待到太石村维权活动失败之后,唐也因这一遭,被吊销了律师证。从此走上没有回头的异见之路。
   
   
    此处有必要回顾一番太石村维权之简况,因为此事几乎等同于用事实宣告:共产党政权无心于中国之法治。当一个政权无心法治时,它必为法治之敌,其中没有中间状态。二零零五年,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村民们,因疑心村委会帐目不清,要求查账,遭村委会搪塞敷衍不过,便伙同乡镇及更高的数及政府一同打压、报复村民们的维权。不肯退缩的村民们,按《农村选举法》要求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改选村委会。此举在互联网上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持村民的维权。而番禺当局的“对策”,是派遣大量联防队之类的闲人们,将村子团团围住,在进出村庄各个路口重重设卡,凡有外乡人试图进村,便盘查阻拦,恶语驱逐乃至打砸人车。这种由政府组织的黑恶做法在中国并不少见,但得到包括互联网在内诸多媒体充分曝光的,太石村堪称极少数典范,甚至独一无二。当时互联网刚刚迎来第一次繁荣,人们对此事件的关注随着官民对立的情绪的高涨而日益高涨:一边是步步依法守法的平民,试图用共产党政权颁布的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边是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政府,践踏他们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此事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连《人民日报》都为之发社论),其发展方向在极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许多仍对胡温乃至整个共产党体制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们,天真地指望着中南海会做出姿态,严惩那些违法的地方政府,还村民们于公道,以示共产党政权愿意遵守自己所制定之法律。但结局教他们失望或者清醒,村民们维权落败,地方政府继续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积极声援村民维权的人士们,譬如郭飞雄,被定性为“一小撮心怀不轨”的“敌对分子”,不久遭“秋后算帐”,(郭飞雄次年被捕,获刑五年)。此事实直接告诉那些对为所欲为仍心存一丝顾忌的官僚和恶吏们:你们从此可以放心大胆、随心所欲地鱼肉百姓去了,党中央站在你们这一边!
   
   
    太石村维权失败后不久,作为报复手段之一,唐荆陵律师证被吊销,当局本指望藉此类报复,威胁打压维权人士,使参与维权的人们恐惧,退回到党所许可的生活中去;使关注维权的人们不敢再进一步,停留在彷徨之中。却有那么一类人,当他们认为自己所行之事并非错误的时候,越是打压迫害,他们就越发坚定,从此走上专心为人权事业效劳的道路。
   
   
    “我现在已经不能称为‘律师’,只算是个‘法律工作者’了。”他微笑着自嘲道。问及生活来源如何解决时,他并不十分在意地答道:“帮过去的同事们整写资料,算是相互帮忙吧。”语色中,不能再当律师,虽多少心有不甘,却也丝毫未以失去了律师这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为意,倒象是为多出许多时间能做些人权方面的工作而慰藉似的。他家中陈设简朴、洁净,倒是有好几台电脑一字排开,占据客厅大片空间。原来他建了很多个QQ群,在QQ群上推广人权及民主理念,QQ群的数量多到需要好几台电脑同时开机,才能全部运转得起来。我心底暗笑:“QQ群,那不是小屁孩们的玩具么?”于是问:“年轻人们似乎不太关心这些吧?你为何不找些已经现成具备民主理念的人们,好找些共同语言呢?”他告诉我:“已经觉悟的人们,不需要我们再下功夫,我更看重年轻人们,更有活力,而且比我们少受许多洗脑,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他们身上才更有意义。”我嘴上应承着,心头却不以为然:“他们只管打网络游戏当新新人类,哪管你什么民主、人权?大概要白费心思吧。”
   
   
    很大一部分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们,曾经有过某种普遍错觉,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此:他们认为广东系改革开放之先锋,政治氛围相对其它地区要宽松一些,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象很多内地官吏那么僵化无知。象唐荆陵这样秉承温和主张的人,虽会遭到打压监控,要说他将面临牢狱之灾,会让很多人觉得荒唐。这些人中有的出于单纯,有的则有矫情地一厢情愿之嫌。无论何种原因,很多人愿意相信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将会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见解,这种想法甚至称得上“主流”,尽管常识告诉人们,一名处于长期监控之下的异见人士需要冒随时被捕的风险,但人们却更愿意相信子虚乌有的“开明”,而不愿接受冷酷无情的现实。这种偏见源于将共产党政权所鼓吹的“改革”这一政治口号,与学术意义上的“改革”这一理念混淆起来。后者指的是一场以追求文明为目的,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而前者,仅仅是这个政权以延续其统治为目的的一场搜刮。对它而言,经济上逐步放开的目的,仅在于维护僵死而毫无人性的政治体制不至崩塌,与变更政治体制的民心愿望毫无瓜葛,更非其先行步骤。
   
   
    当我渐渐羞愧于当初的无知与狭隘,他已身在牢狱之中,此番对他迫害之缘由,说到底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推广民主与人权理念,渐渐为这项事业发展出一批热情支持者。而这些渐渐成长起来,经济和人格获得双重独立的人们,正是当初在QQ群之类的群聊工具上嬉戏的少年。广东异议界随着这批新生力量的崛起,不断富有活力,他们使广东成为过去十年中国维权活动最为活跃的一省份。这其中既有环境因素:广东有大量的私人和三资企业,在今天中国,此类企业的员工们是对极权体制的依附性最小、日常行为逻辑与党文化距离最远的一个社会群体,因此最具独立性;亦有人为努力的因素:譬如唐荆陵一类的人们,多年来冒着政治迫害,不懈推广民主、人权理念,使之更得人心。
   
   
    二零零九年,我被警察禁足,监视居住在故乡腾冲,以防我在“五十周年之际,到处乱跑,给国家添乱。”看管宽松时,可以到网吧上网散散心。一天有位陌生青年在QQ上找我聊天,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不知道未来人生归落何方,因而心情烦闷,甚至疑心自己患上了忧郁症。问他家住何处?答曰河南。我道:若身上还有到云南路费,莫若来腾冲我家散散心。我说此话时,只是为了安慰他,想让他知道远方仍有人在试图关怀他,不必对人世、更不必对自己心灰意冷。孰不知几日后,这年轻人竟然杀到我眼前,且果真不名一钱。遂留他在家中小住数日,每日陪他叙话游山,帮他打气鼓劲,以消愁绪。原来他知我被警方软禁在家,心中忐忑,来路上甚至做好了被捉走甚至死的准备,我问他为何会想到死?他苦笑而不答,我想也许是因为他心绪由于之故,原来他想的是若自己被警察捉走,便以死相争。他先前从未接触过政治反对派,心中想象着,在中国,应当由几十万人在地下四处努力奔走,试图结束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建设一个民主党新中国。我告诉他全国公开的反对派加起来未必上千时,他异常惊诧,认为堂堂中国十数亿人,竟然只有不到千人愿意出头冒险,悲莫大焉。旋又迅速明白,如现实果真如他所想象,有数十万人在努力想要结束专制,则专制已到山穷水尽,随时都会崩溃,公开政治反对派虽不足千人,却代言着数以亿人人民的心愿,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大可不必悲观。他打算到广州找份工作,于是我留了唐荆陵家地址和电话给他,让他到广州务必去寻唐荆陵。我在广州并无多少朋友,心想他到广州之后能有些象唐荆陵一样的朋友,以为照应,必有裨益。他疑惑道:“我并不认识他,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冒昧前去,恐不好。”我劝他说,唐非寻常人,你只须登门,他必热情待你如兄弟,无庸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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