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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主义批判 商鞅主义批判
余东海
五四以来，反儒成潮，诸子百家中，法家最反儒，故最受推崇，商鞅和秦始皇又是法家中最受宠的两个大腕。《商鞅徙木立信论》誉商鞅为有史以来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一举奠定商鞅在知识群体中的伟大地位。最近《芈月传》推崇商君之法，又让此君在街头巷议中小小火了一把。
法家可分两派：秦法家和齐法家，前者以管子晏子为代表，为管晏派，重视道德但不重视礼制建设，“假仁假义”，以力假仁，导出来的是霸道，如齐桓公晋文公；后者以商鞅为代表，韩非子集大成，称商韩派，为法家之正宗。商韩派反道德，唯讲法术势，导出来的是秦王朝。
法家有时也讲仁爱讲信用，那是“道德工具化”，不影响其反道德本质。对法家来说，信义只是工具，需要的时候就拿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抛弃。例如，徙木立信的商鞅，是个背信弃义奸诈无耻的人，连老朋友也欺骗出卖；亲自为士兵吮疮的战神吴起，实则冷酷无情丧心病狂，母死不悼，杀妻求将。
法家在哲学上持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政治上倡君本位，或称君本主义。悠悠万物，唯君为大，法术势都是工具，民众更是工具。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语），法家恰好相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法家常拿国家说话，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义。
法家在法律上持重刑主义，严刑峻法，不教而诛，小过大惩，轻罪重罚。《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烹）之刑。”《史记菁华录》记载：“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韩非子•内储说上》将“刑弃灰于街者”说成“殷之法”和为仲尼所赞成，是故意栽赃，利用寓言造谣。夏商周实行的都是儒家礼制的典型，不会那么做。李斯在上秦二世书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记》）此法显然是商鞅的杰作。
有学者赞美秦法“刑及弃灰”为小惩大诫，为爱民之道和小人之福，混扯之至。小惩大诫意谓有小过失受到相应惩戒，就不致犯大错，可不是小过失就大刑伺候。儒家也讲乱世重典，周公也诛聚众饮酒，但与秦法“刑于弃灰”性质大不同。儒家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即使乱世重典，也是为了治官和惩恶；周公禁酒令因时制宜，针对的是卫国官员。
关于刑罚，《春秋》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一是罪不相及：“春秋之义，恶恶止其身”，“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二是罪止首恶：“春秋之义，诛首恶而己”，“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三是刑不淫滥：“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勿滥”，“赏不僭溢，刑不淫滥”。
儒家反对连坐。《尚书康诰》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孟子提出“罪人不孥”的司法原则。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明确反对诛族之刑。他说：“乱世则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
商鞅完全反儒家之道而行，主张连坐，而且发明了“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之诛”的“族刑连坐法”，一人犯罪，三族俱灭，堪称法家特色的恶法。商鞅之前，暴君所为，比较罕见，如殷纣王“罪人以族”，就是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商鞅开始，灭族司空见惯，秦始皇时变本加厉。秦《挟书律》规定，凡有私藏诗书、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而不告发者同罪，一言不当，诛灭三族。
从商鞅开始，很多法家文化、政治及军事大腕被族灭，可谓咎由自取，作法自毙。
商鞅之死不是“为变法殉难”，而是为罪恶殉葬，死于非命的诸多秦法家和暴秦集团头面人物，绝大多数下场凄惨，最后嬴氏家族全体被项羽诛灭，都是为罪恶殉葬。邪说暴政的成功，广大国民固然苦难深重，统治集团同样灾患空前。商鞅之法，齐之以严刑，诱之以大利，把人民变成禽兽豺狼，把国家变成一个大狱。虽有一时强军之效，但坚而不久，恶果极大，是亡身灭家、亡国灭族并祸及自身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秦法让商人和富人参政从政，商而富则仕，在政治上将利益诱惑发展到了极致。王夫之指出：“富而可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贻其吏于子孙。毁廉耻，奔货贿，薄亲戚，猎贫弱，幸而有赀，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夺者无几也。自非嬴氏为君、商鞅为政，未有念及此以为得计者也。”（《读通鉴论》）
法家最大乃至唯一的优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公子虔受刑，后因犯他法又受劓刑。商鞅说: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篇》）
统一刑罚，就是使刑罚没有等级，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违反国家法令和禁令，破坏君主制令的，处死罪，不赦免。从前立过战功，但触犯刑罚的，不因此而轻刑；从前做过好事，后来犯了错误的，不因此而破坏法令。
从商鞍的这段话中可见，“刑无等级”的对象包括了国君以外的全体臣民。尽管是恶法，除了君主贵贱一视同仁，一方面相当公平，一方面可见法家的法律，毕竟是维护君王的工具。
需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会：秦国原本也不弱小，秦国之强并非完全靠商鞅之法。贾谊在《过秦论》深刻分析了秦国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巨大的地理优势，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贾谊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过秦论》）从秦穆公到秦始皇，二十多位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
秦穆公就是个了不起的明主贤君。《尚书》中最后一篇《秦誓》就出自秦穆公。秦穆公伐郑，到了崤地，为晋国所败，穆公归后作此誓以告诫群臣，表达了秦穆公深深地悔过自新和求贤若渴之意。《秦誓》中描述秦穆公心目中大德贤臣的“如有一介臣”一大段，为曾子或曾子门人引入《大学》。
五羖大夫这个故事，就表现了秦穆公的重贤。他用五张黑羊皮换来了名相百里奚。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开展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秦国的成功，还因为当时诸国无道无礼的颟顸，纷纷反仁义而动，以诈力相争，灭于虎狼之秦，可谓咎由自取。同力度德，大家力量差不多，德高者胜；同德度力，大家德性差不多，力大者胜。春秋礼崩乐坏，战国学绝道丧，社会共业恶劣，天下必有大患。
秦国的成功，更是当时大势使然。秦国不是统一天下的合适之国，嬴政不是统一天下的合适之君，但是，统一天下确是人心所向。贾谊指出：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惜秦人不明“安危之本”，不施仁义，攻守之势一异，转瞬灰飞烟灭。
某些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恶质文化和极权恶制可能造成一时的“辉煌”，但必然持而不坚、坚而不久，就像服了含毒的烈性壮阳药，药性一过，立马疲软、瘫痪和崩溃。秦王朝和前苏联就是两大典型。
一些学者将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相提并论，混淆了儒法之别，王安石大儒，商鞅则是法家大腕，古典极权主义的教师爷和实践者，一正一邪，泾渭分明。王安石的改革虽有问题，终属良性；商鞅变出来的都是恶法，强君弱民，背天逆理。其变法的成功，意味着人性的失败和人道的毁灭，天下堕向黑暗的深渊。
历代儒家对商鞅都持反对批判的态度。最早集中批判商鞅的是《盐铁论-非鞅》。该篇记载了盐铁会议双方即文学和大夫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大夫认为，秦之王天下由于商鞅变法；文学认为，秦之亡天下由于商鞅变法。
双方立场相反，针锋相对，文学的反驳和批判颇为有力，其中直接提及商鞅的言论如下：“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
商鞅变法的效果，短期内是“秦日以强”，把眼光拉长一点，确实是“秦日以弱”，并且迅速灭亡。邪恶的东西无论怎样强大一时，都是难以持久的。《易经》说“恶不积不足以亡身”，反过来，恶积到一定程度就足以亡身了，个人如此，政权也如此。恶贯满盈，其亡无日，暴强一时就没有后续了。
而一时暴强付出的集体和个体代价都无比惨重，所有法家大腕包括思想和政治大腕，全都死于非命和灭族绝后，这就是商鞅主义制造的恶果，赢得越多亏得越大，最后一个赢家也没有。商鞅主义是夷狄特色的古典极权主义，可一分为三，分为性恶主义、君本主义和恶法主义。性恶论是其政治及法律的哲学背景，另文批判。
可笑复可耻的是，法家最强调忠君，事实上法家人物最无忠诚可言。商鞅临危，先外逃后叛乱，还可以说是被迫无奈；赵高李斯背叛秦始皇，矫诏杀扶苏立胡亥，赵高继而杀胡亥，皆奸恶狠毒无比。赵高能够指鹿为马，可见秦廷文武大臣奸佞众多。秦始皇秦二世都被自己信任的法家之臣叛卖。子婴临危，群臣百官皆叛。
毫不奇怪，这是“恶必奴”定律起的作用。恶性与奴性一体两面，越是凶恶，越是奴性。诈力崇拜就是恶性与奴性的统一，最容易延伸出暴君崇拜暴政崇拜，奸恶之徒最容易臣服于更奸恶者，但这种奴性的臣服是完全靠不住的，奴徒、暴徒和叛徒三面一体，换脸全不费工夫。2016-1-6余东海首发于北京之春
（2016/01/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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