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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让互联网促进中国民主转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6/2016
   
   
   
   作者: 付勇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许多百姓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民主观念也普遍增强,民主思想也到处喷涌,以至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商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警察,都不仅渴望实行民主,更希望早日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而这不但是中国民主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民主化的保障,并说明中国离民主已不象过去那么遥远。当然,仅有民主意识,仅有民主观念,仅有民主愿望,还不能铸就民主,还必须通过互联网,把过于松散的民主力量集中起来,通过不断奋争才能实现民主。换句话讲,铺筑民主之路,除了取决于百姓对民主的认知程度,更取决于如何把过于松散的民运力量集中起来,确切地说取决于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积极性和人数,因为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决定民主化的进程,而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多少决定民主化历程的长短,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的高低决定民主化速度的快慢。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网络图片
   
   
   与其说互联网不仅是连接网络的网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不如说互联网(英语:internet,又称网际网络,或音译因特网Internet、英特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通常internet泛指互联网,而Internet则特指因特网。这种将计算机网络互相联接在一起的方法可称作网络互联,在这基础上发展出覆盖全世界的全球性互联网络称互联网,也就是互相连接一起的网络结构,而其并不等同万维网,因为万维网只是一建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成的全球性系统,且是互联网所能提供的服务其中之一。
   
   其实,互联网发源于1950年代,因为通信研究者认识到需要允许在不同计算机用户和通信网络之间进行常规的通信,所以这促使分散网络、排队论和封包交换的研究。1960年代美国国防部国防前沿研究项目署(ARPA)出于冷战考虑建立的ARPA网引发了技术进步并使其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中心。1973年ARPA网扩展成互联网,第一批接入的有英国和挪威计算机。
   
   1974年ARPA的鲍勃•凯恩和斯坦福的温登•泽夫提出TCP/IP协议,定义了在电脑网络之间传送报文的方法。1983年1月1日,ARPA网将其网络内核协议由NCP改变为TCP/IP协议。 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建立了大学之间互联的骨干网络NSFnet,这是互联网历史上重要的一步。在1994年,NSFNET转为商业运营。1995年随着网络开放予商业,互联网中成功接入的比较重要的其他网络包括Usenet、Bitnet和多种商用X.25网络。
   
   1990年代,整个网络向公众开放。在1991年8月,在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瑞士创立HTML、HTTP和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的最初几个网页之后两年,他开始宣扬其万维网(World Wide Web)项目。1993年,Mosaic网页浏览器版本1.0被放出了。直到1996年,“Internet”(互联网)一词广泛的流通,不过是指几乎整个的万维网。
   
   其间,互联网成功地容纳了原有的计算机网络中的大多数(FidoNet的一些网络仍然保持独立)。这一快速发展要归功于互联网没有中央控制,以及互联网协议非私有的特质,前者促成互联网有机的生长,而后者则鼓励厂家之间的兼容,并防止了某一个公司在互联网上称霸。互联网的成功,可从“Internet”这个术语的混淆窥知一二。最初,互联网代表那些使用IP协议架设而成的网络,而今,它则用来泛指各种类型的网络,不再局限于IP网络。一个互联网(internet,开头的“i”是小写字母)可以是任何分离的实体网络之集合,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网络。而互联网(Internet,开头的“I”是大写字母)专指美国的前身为ARPA网、使用IP协议将各种实体网络链接成此单一逻辑网络。
   
   展开来说,互联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定下,首先用于军事连接,后将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后来逐渐形成了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而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且巨大的全球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有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还有各种不同的连接链路、种类繁多的服务器和数不尽的计算机、终端,因此造就了互联网,以至于不但可将信息瞬间发送到千里之外,也夯实信息社会的基础。
   
   由于互联网的结构是按照“包交换”的方式连接的分布式网络,因此,在技术的层面上,互联网绝对不存在中央控制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的问题。反过来,也无法把互联网封闭在一个国家之内,除非建立的不是互联网。当然,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必须要有某种方式来确定联入其中的每一台主机。因为在互联网上绝对不能出现类似两个人同名的现象,所以就要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为每一台主机确定名字,由此确定这台主机在互联网上的“地址”。而这仅仅是“命名权”,这种确定地址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控制的权力。负责命名的机构除了命名之外,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样,这个全球性的网络,也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制定所有主机都必须遵守的交往规则,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全球所有不同的电脑、不同的操作系统都能够通用的互联网。下一代TCP/IP协议将对网络上的信息等级进行分类,以便加快传输速度(比如,优先传送浏览信息,而不是电子邮件信息),就是这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例证。同样,这种制定共同遵守的“协议”的权力,也不意味着控制的权力。所有这些技术特征都说明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完全与“服务”有关,而与“控制”无关。
   
   此外,互联网还不是信息高速公路,这不仅因为互联网的传输速度不够,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不但没有定型,还一直在发展、变化,因此,任何对互联网的技术定义也只能是当下的、现时的。同时,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互联网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也会不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互联网的意义、价值和本质提出新的理解。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1987年9月20日,钱天白教授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Internet的序幕。1990年10月,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前身INTERNIC(相当于现在的INTERNIC)注册登记了我国的顶级域名CN,从此开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CN的国际电子邮件服务。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正式连入Internet,所以委托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运行CN域名服务器。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开启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重申连入Internet的要求得到认可,中国互联网从此与世界接轨。在此后的20年多年里,中国从昔日互联网世界的后入者,不但变成今日全球网民拥有量第一的国家,而且许多行业和事物,因互联网的兴起、普及而发生巨变。这些巨变有的先知先觉,有的不由自主,且仍在无法逆转地继续变下去。
   
   据2015年12月15日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摘要)》指出,截至2015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高达6.68亿,不仅网民规模全球第一,而且网站总数多达413.7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2230万个,.CN域名数量月1225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但还需要加快向网络强国迈进。
   
   可悲的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不仅利用防火墙和过滤等现代网络科技,还通过电子监测、电脑控制、网络布局等手段,对全社会不留死角且没有间隙地进行管控,以阻绝言路、封禁思想、固化社会、沙化民间。
   
   殊不知,不管当局怎么对互联网实施严酷的管制,中国不少网民都能通过翻墙软件浏览其他国家网民所享有的信息,都能通过电子邮件传输自己的主张,都能通过博客表达自己的思想,都能通过微信发泄自己的不满,都能通过互联网发出民主的呼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共当局不但钳制言论及结社、信仰自由,而且通过政治诡辩,丑化民主而粉饰党主;通过政治蛊惑,损害民主风貌而为一党专政贴金;通过政治霸权,不仅围剿不同政见,更到处封锁民主思想,封堵民主潮流,封杀民主呼吁,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许多百姓通过互联网不仅对民主认知不断提高;更明白不管哪个国家实现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的都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百姓的民主认知、民主精神和民主意志。也就是说,中国许多百姓已认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是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并不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不同的反映。因此,所谓国民素质前提论、经济发展水平前提论、社会结构前提论等各种各样的民主前提论,只是当局炮制的政治诡辩,以阻碍民主化的步伐。
   
   不仅如此,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民主制度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二是实行分权制衡;三是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是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是司法独立;六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
   
   此外,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中共当局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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