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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文革道县大屠杀实录(一)

   )
   
   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秀华,道县原县委第一书记)反熊(炳恩,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
   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 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8月8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8月9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8月1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8月11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表情]“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在四马桥区 “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表情]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表情]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2016/01/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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