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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征时 :抓捕江泽民 非走不可的一步棋

【大纪元2015年12月22日讯】象棋(本文“象棋”一词指中国象棋)最基本的一条弈棋规则是:对弈双方中,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将”(或“帅”)这枚棋子之后,方为最终拿下胜局。否则,即便把对方的“车”、“马”、“炮”杀得丢盔弃甲,屡屡用“将军”之招迫使对方的“将”东躲西藏,但未把“将”逼死、未使“将”就擒,终究不算赢棋。一旦对方有隙可乘,发起反击,局势还可能急转直下,甚至胜败易手。
   
   
   政局如棋局,中国大陆当前政局何尝不是如此。且看习近平阵营掀起的反腐风暴横扫之处,所向披靡:省、部级高官,军队、武警将领,国企、金融高管之中的“贪虎”们接连落马;“打虎”之际“拍蝇”,风暴还刮向中、基层;无官不贪的江泽民派系大批人马也随之纷纷溃败、落网;形势不可谓不好。但老江这个“老将”不拿下,就不可能最终赢得反腐这盘大棋,甚至都不能赢得“治标”性反腐这个“初级阶段”的决定性胜利。
   

   象棋为一种娱乐性博弈,源于军事,出自谋略。从军事谋略角度来看当今政局,习近平阵营只有拿下腐败首恶江泽民,才算“治标”性反腐胜局在握。此谓之“擒贼先擒王”。“擒贼先擒王”本为一兵家秘诀,后经“诗圣”杜甫吟唱而变得家喻户晓。打击敌方的小分队,往往先瞄准其指挥官。攻击敌方的大部队,往往首先对其指挥中心、通信中枢等实施“斩首行动”、“掏心战术”。习近平以在中央军委当秘书开始其官场生涯,对“斩首”类型的一些战例应该不会不熟悉,尤其是中共军队取胜的战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于1953年7月13日向位于北纬38度线(即“三八线”)附近金城地区的当面之敌韩国军队“首都师”下辖的“白虎团”发起正面攻击时,派出一支侦察分队潜踪疾行、穿插敌后,奔袭“白虎团”团部。此战一向为中共军史所吹捧,称之为“奇袭白虎团”,并用各种文艺手段大加渲染,“文化大革命”中还由江青授意改编成“样板戏”。
   
   如果说击败“白虎团”得之于算计,那么“胡家窝棚战斗”则属于无意中得之于偶然的机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共军于1948年秋发起辽沈战役。战役后期的10月25日,中共东北野战军某部3营与其他各部一起追击国军廖耀湘兵团,该营次日凌晨穿插至胡家窝棚这个村子时,无意中发现村内设有一敌指挥中枢(但当时并不知此处正是廖兵团司令部),遂“先下手为强”,发起突袭,打乱了廖兵团战场部署。迫于战局的迅速转变,廖本人竟不得不用无线电明语呼叫,仓促指挥所属各部行动。此战规模、战果、对战役全局的震撼性均明显大于上一战例,但历来没有“奇袭白虎团”渲染得那么神乎。
   
   再看看中共军队“斩首”失利的战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的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翻脸,于是“老大哥”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在中越边境地区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教训”对方。整个战役过程中,中共军队发起过至少几十次穿插奔袭越军的师、团级指挥部及雷达站等重要目标的“斩首”行动,但却很少有“斩获首级”的胜绩。长达一千公里左右的战线上,除了极少数战斗,全线整体上可以说打得“乱成一锅粥”、“煮成夹生饭”,成了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其中穿插失利、“斩首”未捷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共这种集权体制下,政事如军事,官场如战场。置身其中的习近平似应尽快下决心,“擒贼先擒王”,用“斩首行动”、“掏心战术”立即抓捕江泽民、全线震慑血债帮;不要打那种得不偿失、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不能让对方伺机反扑、反败为胜,更不能让对方率先动手,对自己实施“斩首行动”、“掏心战术”。
   
   也许习近平在力寻万全之策、静待最佳时机。然而《孙子兵法》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政治形势也如同军事态势,流变无定势,“时机”本身变动不已,且每次临“机”之际,又何以知其是否为“最佳”?
   
   何况“每逢佳机倍事倾”,内政外交皆如此:习近平访问印度之际,兰州军区有部队边境滋事;昂山素姬访华前夕,果敢地区烽烟频起;习近平访问美国出行之前,江派以军中黑客先期攻击白宫、五角大楼;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刘云山便把朝鲜“牡丹峰”剧团请来搅局,破坏中美关系……北京“二会”帷幕未启,江派就在昆明火车站“先声剁人”;反腐形势略显顺利,上海金融股市就“跌跌不休”,国民经济顿生乱局;北戴河刚处理了周本顺,天津滨海新区立刻炸得你“真不顺”;香港“雨伞运动”时,张德江、梁振英等还一度设下圈套,诱使习近平误判事件、下令开枪,企图使之不得不与江派同流合污、“与君同罪”……
   
   江派使用的主要战术之一是“制造乱局,以乱制敌;越乱越好,乱中取胜”。习近平、李克强等忙于应付,四处救火,十个指头按十个蚂蚱,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也难以等到最佳时机。兵贵速,不贵久;久则乱,速则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该是习近平断然出招、“斩首”制乱的时刻了!
   
   习近平反腐,先是冲击到政法委系统高官和某些地方诸侯,军队改革又冲击到大批将校,“拍蝇”还要大面积触动中、下层官员,面对江派蓄谋制造的金融危机,又不得不打击、清洗一批金融、国企高管(其中包括若干“红二代”)……这正是“庆亲王”曾庆红的诡诈之处:用各种事端、挑衅、乱局诱使或迫使对方忍无可忍而大力实施“零容忍、无死角、全覆盖”高压反腐政策,以让习近平、王岐山等得罪更多的人、处于腹背受敌之势,江派届时再转守为攻、反败为胜。须知“腹背受敌”乃兵家之大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战败,军事战略上的原因当首推(东、西)两线作战所致。习近平已经在上述多线作战,多方制肘,再行开辟新战场恐怕会自取败局,只有尽快抓捕“腐败总教练”江泽民,才是制胜之道、全胜之道。否则,就容易造成树敌过多、积重难返的局面。
   
   贼首未擒、祸根未斩,手中纵有千策,亦难求得万全。当年抓捕“四人帮”前的运筹之际,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对老百姓获悉此举后的反应并非心中有数,更未期望会得到人民群众如此一边倒的支持。但他们“机”不待其“最佳”,“策”不求其“万全”,该出手时就断然出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当晚,耿飙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对电视台、电台实施突击性军管,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后来耿飙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时,习近平曾为其秘书,对此不应陌生。
   
   设想一下,如果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当时不毅然决然拿下“四人帮”,而是拖延到王洪文指挥的上海民兵发起武装行动、迅速控制上海市内及周边各战略要点,并且驻沪三军各部开始明里暗里予以支持;甚至等到与“四人帮”有瓜葛的第38军第6装甲师从北京郊外的南口驻地突然出动,直奔京城、开上长安街;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中央级媒体同时开始播出“告全国人民书”之类的内容……那时再行抓捕,则为时晚矣!而且谁抓谁都难说了。
   
   如果习近平阵营有人认为,江泽民都半软禁了,有些媒体话锋都直指江泽民了,习总这盘棋已经胜局在望了,那就太危险了!须知“软禁”并非“拘禁”,“直指”并非“直取”,“在望”并非“在握”。“虎王”曾有过“东山再起”之言,又有过策划政治局“生活会”、图谋废黜习近平之举,可见其尚有组织大规模政治性反击的潜在能量甚至现实当量。此外,还不能绝对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军队、武警或国家安全部门有人密谋之后骤然集结、猝不及防地发起突击,从软禁处所抢出江泽民;后者藉此聚焦群“虎”蜂起政变,与习阵营形成对峙,甚至发动内战。所以,只有在“虎群”中取得“虎王”首级,只有最后拿下“将”,习近平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这盘棋的“治标”初局。
   
   不取“将”则习近平阵营未脱危局,至少习近平这个“帅”会不时置身各类危境,此决非危言耸听。如2015年9月3日北京阅兵,习近平乘坐的检阅车在东长安街上各受阅方队前行驶,当时街上就出现人为的小型骚乱,后被迅速制止。此或属“声东击西”战术,目标有可能是“声恫击习”:制造喧哗、故作声张,利用保卫人员唯恐出事而力求尽快制服肇事者的心理,尽量把邻近肇事街段的保卫人员都引离原来布署的最佳警戒位置(至少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之际,狙击手趁机下手。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虽然最终弹无猝发,习近平人车两全,陪同、跟随其后的阅兵总指挥宋普选将军也安然无恙,阅兵总算圆满结局,但有些迹象仍微显蹊跷。
   
   如果不抓江,即使没有暗杀,照样国无宁日。2015年3月习近平外访问巴基斯坦之际,江泽民、曾庆红就试图用政治局“生活会”的方式来罢黜习近平。2014年3月1日,驻辽宁盖州的第39军第115师八百多官兵哗变。2015年12月4日,中新社新闻稿将“习近平致辞”误作或故作“习近平辞职”。2012年8月、9月间席卷中国大陆几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浪潮打出“薄熙来是人民的”之类标语及口号。还有2015年6月的上海金融股市崩盘、同年8月的天津大爆炸,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如果集中发生在同一天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这种可能性虽说很小,但却又很难完全排除。
   
   如果抓了江,大局已定,那么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发生暗杀图谋,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震撼,只能起泄愤、报复等作用,负面的政治影响会小得多。
   
   如果习近平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就应速战速决。政治棋局只有对抗赛、没有表演赛,所以棋不在其大而棋路多变以供观摩,而在其行而夺取胜局。“不抓江泽民,干啥都不行”。不抓江泽民,军队改革中会没有人给习近平故意添乱吗?不抓江泽民,李克强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能正常、有效、健全运行吗?不抓江泽民,王歧山再施行反腐高压也无济于事。即便是一大群一大群地“围歼”“贪虎集群”的辉煌战果与震撼效应,也远不如拿下一个江泽民。
   
   如果暂且不考虑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及其道义伦理上的正义与否,仅仅从技术处理层面分析比较一下此问题,或许也是不无裨益的。1976年4月,邓小平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为“(1975年夏秋)右倾翻案风与(1976年4月)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而被打倒。9月毛去世、10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尽管广大老百姓和中共党内中、高层大多数人都希望邓重返政坛,邓的党籍也没有被撤销,邓还是无法立即复出,关键是“中央有定论”。直至近一年后的1977年7月,邓才重返政治舞台。以邓为代表的一大批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平反覆出之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冤案并没有随之平反,而是一直拖到1980年才办成。因为刘少奇一案不仅是政治局定的,而且是1969年中共“九大”全体会议通过的,加上刘已被“永远开除出党”,所以此案更难翻。江泽民罪恶累累、罪证昭昭,已查证的罪行便可判刑甚至判极刑。习近平、王岐山等似应考虑及早对江处之以党纪、绳之以国法。有争议的定罪内容、后续查证的罪行等都可以在此后另行开庭审理。党内有结论、司法有判决,江泽民就很难打出叛旗,实施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反击或政变,而是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如上述邓、刘的平反过程);而在这段时间内,习近平阵营则可得到足够的预警、得以充分的准备,从而避免遭到兵变之类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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