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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1.13”巴黎恐袭大惨案的反思

   对“11.13”巴黎恐袭大惨案的反思
   
   
   “伊斯兰国”于十一月十三日晚对巴黎发动的恐怖袭击,迄今死亡人数已上升到两百人,伤者逾五百,这样惨烈的恐袭,不仅在法国史无前例,在整个欧盟也是空前的;而一周多前(十月三十一日)伊斯兰国炸毁了俄罗斯科加雷姆航空9268号班机,造成217人丧生,也就是说:半月来,伊斯兰国西方国家发动的恐怖袭击,已杀死四百多人。
   


   其策划恐袭的能力、实施恐袭的效率,比起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黎“11.13”恐袭大惨案,再次反映出: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伙同英国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正是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权力真空中,生长出来了ISIS(伊斯兰国),这样一个破坏力和邪恶程度都空前的恐怖主义神权政权怪胎。
   
   客观地说,伊斯兰教是比较容易滋长恐怖主义的,但是伊斯兰教各教派又有很大的分别,如注重国家和社会的什叶派穆斯林,就相对不容易滋生恐怖势力,逊尼派穆斯林则是恐怖势力的主要来源。
   
   伊斯兰国正脱胎于逊尼穆斯林极端派别。
   
   由于原教旨色彩特别浓厚,特别崇尚不择手段报复等特点,在穆斯林世界中,逊尼派是滋生恐怖势力的主要温床;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家,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尚未变成恐怖主义的国家,是因为有传统的君主(或酋长)力量抑制着极端逊尼派穆斯林势力,从而维系着社会和国家的稳定,防止着伊斯兰极端神权势力的上台。
   以前的伊拉克、埃及和北非各国,之所以没有类似于ISIS势力的泛滥,是因为这些拥有独裁强人政府,穆巴拉克、萨达姆等人强人的独裁统治,抑制了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势力,使之无法成长起来。
   特别是伊拉克这样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其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如果没有强人政府的独裁统治,必然天下大乱、酿成巨患、甚至其国家都分崩离析。
   
   可以说,象伊拉克这样的国家,需要强人独裁统治,因为伊拉克处于强人独裁统治的历史阶段。这听起来很荒唐,却是事实。
   
   因此,美国小布什政府联手英国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勉为其难地为伊拉克创建宪政民主新政府,等于是超越历史阶段行事,看起来似乎推动了伊拉克进步(美英推动伊拉克宪政民主本来是大好事),但效果却是将伊拉克推落内乱的深渊。
   小布什在伊拉克所为,类同于当年美国杜鲁门政府,睁眼无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苏联虎视眈眈、大力扶持毛共武装割据的事实,强迫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停火、与共产党搞宪政民主“联合政府”一样,甚至不惜伙同英国以停止援助、军火禁运来制裁中华民国、、.这些,都是超越历史阶段的荒唐行事,其后果当然是灾难性的。用中国成语来说,这是在“拔苗助长”,拔苗助长的结果,当然是禾苗的死亡。
   
   萨达姆政权虽然是亲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权,但对后者更多的是利用,因为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是不需要民意基础的;逊尼派穆斯林的神权倾向,对萨达姆的世俗独裁统治,也是潜在的威胁,所以萨达姆不可能与ISIS或基地、塔利班势力结合。所以,以前在萨达姆的专制独裁统治下,伊拉克极端逊尼派穆斯林势力,根本成不了气候,当然无法形成ISIS等恐怖势力。
   但是美国小布什、英国布莱尔,对于中东和伊拉克的这些情势全然不察。小布什、布莱尔嘴上高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则恐惧萨达姆和塔利班、本拉登勾结;美、英的如意算盘是:拿下伊拉克、再演变叙利亚,使得反美的什叶派神权国家伊朗,处于亲美英国家的包围之中,最终拔掉伊朗这颗钉子。
   现在已经很清楚:美、英的考量是何其的昏聩!因为自“911”以后,美英在中东的主要敌人,已经不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伊朗的哈梅内伊,而是新兴的塔利班、基地组织、暨其背后的极端逊尼派穆斯林势力。而当伊朗政权和当时的伊拉克政权,恰恰是极端逊尼派穆斯林势力的克制力量。
   而美、英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等于是把孕生ISIS的极端逊尼派穆斯林力量,从萨达姆的压制下解放了出来,等于是打开了魔瓶的塞子,放出了一个比萨达姆政权大得多、恶得多的魔鬼来。
   
   美、英出兵攻打萨达姆,道义上打的是自由民主的旗帜,口号是“解放伊拉克”,因此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必要为伊拉克创建一个宪政民主的新政权,实行大选。。。否则美、英必威信扫地。
   然而一个长期专制独裁国家,初行外来式宪政民主所产生的权力(管制)真空效应,给予了各种穆斯林极端恐怖组织充分的生长空间和大好的土壤,所以,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各恐怖组织产生如雨后春笋,萨达姆政权倒台五、六年后,伊拉克仍是冲突、战火不断,恐袭爆炸遍地。ISIS势力,就在此种大好条件下产生并疯长起来。就如当年日本的大举侵华,使得困境中的中共意外获得了大发展的条件一样,美、英出兵推翻萨达姆政权,也使得ISIS这样的极端恐怖势力,获得了产生和崛起的历史机遇,原先的一切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有人认为:奥巴马是ISIS坐大的“罪魁祸首”,因为是他决定从伊拉克“过早”地撤军。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因为从伊拉克撤军,当时已是美国主流民意的强烈要求,而美国又是一个民主国家,除非奥巴马和他所在的民主党选择政治自杀,否则就不可能逆强大的民意而行;再则,美军在伊拉克清剿极端武装,打的是有限度战争,而极端武装打的是不顾平民不择手段的“超限战”、游击战,此种不对等的较量,短时间美方很难取胜,必陷入旷日持久的泥淖,而美国朝野都无法再忍受另一场“越战”。因此,若不是奥巴马当总统,即使是由共和党领导人当总统,美国也一样会从伊拉克撤军,只不过撤军的时间可能晚几年,但也一样无法阻止ISIS的产生和崛起。
   其实,奥巴马的中东问题政策,并不乏可取之处:ISIS崛起后,他当机立断,不顾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极右政府的偏狭自私要求,主动与伊朗缓和关系,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伊朗的危害比ISIS小得多,且伊朗也是ISIS的敌人;奥巴马还与极端狭隘自私、唯以色列人偏狭利益至上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拉开距离,这对于缓和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矛盾,是大有裨益的。
   奥巴马的最大错误,在于他在ISIS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仍迟迟不愿派地面部队铲除伊斯兰国,把打击ISIS行动局限为空袭,而光靠空袭是无法铲除伊斯兰国政权的。这样做类同姑息养奸、养虎贻患,希望奥巴马在“11.13”巴黎恐袭大惨案后,痛下决心,如不改变,这次是法国,下次必轮到美国!
   
   完全可以说,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是打倒了萨达姆这个小魔鬼,而成全了ISIS这个大魔鬼。细心回首历史,不难发觉:美国一直在重复犯这样的错误:
   为使败局已定的日本早点投降,成全了斯大林的远东野心;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而成全毛泽东共产党;为对抗苏联而成全阿富汗的塔利班;为对抗苏联而一度扶助万恶的柬共“红色高棉”;为打击伊朗而力挺比霍梅尼更具侵略性的萨达姆、、、、、、
   
   美国一再犯同样的错误,意味着其国际战略思维出了问题:一是美国历任领导人,倾向于以美国的历史进程来考量其他国家,这往往导致对他国误读,造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二战”后强要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即是典型例子,铲除萨达姆为伊拉克创立宪政民主,也是典型的拔苗助长;二是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一种实用至上的国际战略思维,其简要地说,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哪怕这个“朋友”比“敌人”坏一千倍!
   现代以来奉行此种实用至上、道义靠边的国际战略思维的集大成肇始者,是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西方国家是丘吉尔首开了为了本国利益不讲道义、不择手段的战略——为了打压德国、为了确保英国在亚洲(包括中国香港)的殖民利益,不惜勾结苏联。
   “二战”后的美国,就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丘吉尔的这种战略思维。
   然而,丘吉尔纵然一毛不拔、机关算尽,英帝国还是瓦解了,德国还是强盛起来了,英国亚洲的殖民地,还是丧尽了,此应了中国一句古话:“人算不如天算”。
   对美国来说,不讲道义、实用至上的国际政策,一再造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果。这些,似乎都在说明一个道理:
   善良不仅仅是美德,归根结底也是智慧。
   
   中国邓小平式“计划生育”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暨近期的被迫废除,也说明了这个道理——那种实用至上,以为只要取巧或者心狠,就没有办不成的事的想法,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美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派出地面部队铲除伊斯兰国;但是,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就必须化解中东的仇恨,而要化解中东的仇恨,就必须摈弃不顾道义、实用至上的国际政治思维:要以前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善良和诚意为榜样,既要超越穆斯林极端主义,又要克服偏狭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
   
   曾节明 于2015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初冬纽约州
(2015/11/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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