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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刽子手放下屠刀,共党也不会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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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酷刑制度等同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

    2015-11-14

   

   共党也算是个近百年的老党了。由于是以西方狂人马克思的个人的观点立党,所以尽管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公敌,但共党仍然抱残守缺,依然僵化已极地嘶喊着共产主义是它的最终目标。唯独它不敢解释,假如共产的目标实现了,那么,人类地球的生命是否走向了终结。

   以自己极浅陋的个人臆想,便把人类的自由精神、自主创造和不断追求发展的自然属性完全扼杀掉了。况且无论发明或者更新新的学术观点,总是要经过实践去验证其是否可行。而马的观点在理论上就有悖于人本理论,更是被心术邪恶且又狂妄已极的人带入了社会实践。最终以亿万无辜生命的无端丧失,证实了这个主义或观点是完全失败的。

   然而,以马主义为纲领的共产团伙既无能力去修正、改革马主义,又不能革新、创新马主义,以便于马主义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仍能在现代的政治哲学界占一席之地。这就又证实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今世界上残存的几个共党团伙,除了以马主义去追求个人物欲的贪婪和个人的野心以外,它们的内部既不具备自我修正、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正错误、罪行的机制,更是缺乏精神、意志和理论上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和创新的能力。这只能说明这个几近百年的老党无人才,所有的党徒、党棍的素质是一代更比一代低。在他们的身上,做人的起码的底线,早已被个人的私欲突破成为了披着人皮的畜类。

   近日联合国在收到了由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捍卫者等组织提交的对中国酷刑的严重情况报告后指示,要求进行更详细、更具体的补充和揭示。当今绝大多数的人类已经迈进了进步文明的社会,而唯有中国大陆仍然普遍存在着最原始、最野蛮的逼、供、信的酷刑折磨。这个事实被提交到了联合国,曝光于全世界,无形中抽了整天喊叫“依法治国”的习近平一记响亮的耳光。

   说起共党的酷刑,由来已久。根据手头有限的资料,酷刑乃至置人于死,早在1927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已开始了。在当时,酷刑不仅仅是只对地主、富农,即便是一般农民,若对共党杀人、抢劫不满,看不惯,口出微言的,同样逃不脱酷刑、甚至家破人亡的结果。正义人士把这称为痞子运动,而毛泽东则大赞“好得很”。

   1931年共党溃败到了井冈山并且立了国后,便又发动了反AB团的运动。所谓的A和B,是两个英文单词的大写字母。A是“反对”,B是“布尔什维克”之意。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东北三省,共党却绝口不提抗战,反而提出了要誓死保卫苏维埃。凡是对这一主张有看法的人,就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分子,于是用酷刑逼供。凡是熬不过酷刑的人,承认了被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马上就被处死。在当时,受刑后被处死的人达十万之多。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又是以酷刑、砍头的做法,整死了所谓的汉奸、特务四万多人。

   在共党以所谓的民主革命的旗号发动的三年半内战中,曾多次抓捕老人、妇女和孩子,作为共党攻城掠地的炮灰。更甚的是,共党的军队逼迫一丝不挂的全裸的女人走向国军的阵地,共党的军人则拿着枪躲在这些女人的身后。因为共党知道,国军的将士们宁可撤退或战败,也不会向老百姓和裸体的妇女开枪。两军交战,邪恶的一方以百姓和女人做炮灰。这种做法,比酷刑折磨更无耻、更下作、更没有人性。

   共党军队中的一位中校,写了一部题为《血红雪白》的书。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上述的这件事。据说共党后来抓捕了这位中校,并严禁这部书的出版发行。但在旧书店和地摊上,不难找到这部书。

   或许是老天不开眼,或许是中国民众没有看清楚共党的本性,竟然让共党篡政成功。接下来,“民主”二字就成为了共党整治民众于死地的罪名了。

   当了政的共党当然匪性不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在前三十年的诸多政治运动中,直接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并不多,但死于运动的总人数却高达几千万。除去绝望自杀的人以外,就是死于酷刑之下。

   1966年文革开始,就连中学校园里,都普遍设立了酷刑室。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生,可以以响应毛的最高指示为由,任意地打死校长、老师。更可以任意地闯进民宅,指控户主是五类分子或资产阶级,然后以棍棒拳脚将人打死打伤;再公开地以抄家为名,堂而皇之地将值钱的东西拿走。本人的一位红五类的中学同学,就曾以皮带将一名出生仅一个多月的地主崽子打死。

   在广西,把阶级敌人活活开膛,无产阶级们就生吃内脏。最后,终于发展到了吃人肉的地步。而毛的“最高指示”,同样又是“好得很”。

   就是因为这个“好得很”,文革结束后,甚至在共党给文革定性为大浩劫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身负人命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继任的共党却往往以旁观者的口气,把由共党应直接负责的这些运动,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群众运动”。再进一步的解释,则是群众运动难免有过火的地方。于是,无论运动中死了多少人,伤残了多少人,共党一概是无须负任何责任。所有的人命债,只让群众却背。

   那么,到底是谁发动这场群众运动,是谁允许群众这样运动,不说了。“群众”这两个字,遮掩了多少杀人凶手,共党自己最清楚。因为许许多多的杀人凶手因此立了功,入了党,提拔当了干部,升了官。

   我们可以说,酷刑是共党的产物,是对党内和民众的恐怖手段。所以在共党篡政之后,就更是把酷刑作为一种治国法宝。前三十年的大小近二十次的运动中,共党把酷刑推广到民间,也确实毒化出了一批冷血无人性的侩子手。

   这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中的种种不公现象,逐步地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人民众。上访告状的、集体走上街头抗议的情况,一年更甚于一年。于是原本就属于共党的酷刑手段,与时俱进成为了国家行为。凡是参加抗暴维权活动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前来镇压的军警当场打死。

   军警把抓捕的十几个到几十个人,送到公安局。公安局的人便理所当然地行使酷刑拷打的职责,或打死,或打伤,或打残,然后放入。极少见到有按照法律程序去起诉、审判的。

   共党仍然以为这种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恐怖恐吓手段是有用的,可以达到国泰民安的盛世。这或许对一些人能够起到阻吓作用,但对大多数遭受过酷刑的人来说,只能是更加深了对共党的仇恨。

   在六四大屠杀后,本人也进过共党的监狱,断断续续地受到了近两个月的酷刑折磨。其中有两次,本人以绝食绝水作为抗争,并且始终拒绝当局试图强加在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当局也感到被动了,再打我又怕把我打死不好交代;放我的话,看到我一身伤痕累累,他们又死要面子。于是把我又多关了一个多月养伤,然后才在一天的半夜里放了我。临放之前,还向来自香港寻找我的人要走了四千港币。

   至今,事情已过去二十五年了,但酷刑后留在身上的痕迹和至残的象征仍然明显存在,共党监狱中对人的侮辱仍然印象深刻。2008年本人写的《血色中国》这部书出版发行,在六百多页的书中,有近五十页是本人在狱中所遭受的种种事实。本人不会因为中国强大了而忘记了共党对我的酷刑和侮辱。何况在共党这帮东西的治下,中国也根本无法强大。所以这个仇,这个恨,将永远铭心刻骨,迟早有一天会跟共党清算的。

   中国人还没有看透或不甚明了的共党,国际社会却看透了。从去年国际政坛上就传出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共产主义杀害的是平民百姓,恐怖主义干的是同样的事。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把用匕首割下人头的过程全部录像,然后向全世界公开播放。他们的企图仍然是以恐怖手段阻吓人民起来反抗他们。应该说,这种残忍的做法,是从共党那里学来的。

   当共党龟缩在延安时,写散文《野百合》的王实味先生立时被关进监狱,后来被以砍头的方式处死。头和尸体被丢进一口枯井里。

   11月13日晚,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袭击了法国巴黎,造成128位平民死亡,200多人受伤。此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并有不少政要说,这就是战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新的反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战争。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对法国的攻击是“对人性的攻击”。本人认为,这个说法更确切。

   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走向进步和文明,那就必须要有进步、文明的政府。一个无人性的政府,只会腐蚀国民们人性的底线。中国大陆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有了“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哀叹声。这八个字不是用来批判共党的,而是用来哀叹中国大陆是的国人民众的。

   有了共党这种无人性的政府,才会出现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人民。恐怖分子永远是用黑布包着头,只露出眼睛,似乎是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其实不然,袭击巴黎后,伊斯兰国公开承认这是他们干的。这一点,恐怖主义又比共产主义强多了。共党干完坏事后,不是否认、抗议,就是指责别人,或抓出个替罪羊。再不然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装出一副清白纯洁的嘴脸。然后由喉舌们大肆宣传伟光正,一群没有了人格和灵魂的捂毛、篾片跟着起一阵哄,而广大的国民却无法知道事实真相。蒙在鼓里,大唱赞歌的中国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在各国元首一致表示要彻底消灭反人性的伊斯兰国时,自以为有了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习近平,却没有任何报道提到习的表示。

   对民众实行酷刑遍及全国的中国大陆,又和滥杀平民的伊斯兰国有什么不同?无人性的政权就必须消灭。因为这是人的社会,人的地球。

   说起来也奇怪,遭受着共党的镇压和欺辱的一些中国人,却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不仅极力地吹捧,甚至还把全部的期望寄托在党老板身上。真的是人生百态。何不偷得浮生半日闲,翻翻共党的历史,多少做一点反思。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民族、为中国人的利益,踏踏实实地做点事。

   国际社会准备要彻底消灭伊斯兰国。那么,中国人民就该准备彻底消灭共党。共党总是说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消灭无人性政权,不就正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吗?

(2015/11/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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