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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六)

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书生办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强加在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头上的一顶帽子。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轻飘飘的,含义不清,也不科学,还有点玩笑意味;但这个恶谥,却重如千钧,压得邓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后顶着它离开报社。它也在我们所有编辑人员心上,长久地留下一团阴影、一道伤痕、一个无人回答的大问号:书生办报算什么罪名?书生,就是有学问、有专长、有较高的文体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由这样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办报,有什么不好?三十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这顶帽子的虚妄和荒谬。这样,也就使我们更加怀念范长江、邓拓和其他一批先后为报纸作出各种贡献的“书生型”老同志,他们实在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瑰宝精英。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能对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领导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寄托忆念和哀思,写一写这三位书生是怎样办报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报社工作时,不过四十岁左右,经历过抗日根据地和白区长期的战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原是副总编辑,用现在惯用语,当是“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脱脱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生气质。在和同事相处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摆首长架子那种低级趣味和官僚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书册中黯然无光的章节,好些熟识的同志都为他惋惜、慨叹,正应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句老话。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过了几年,直到病逝。那几年中,他还时而给我和副刊主编姜德明来信,对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见,仍似他以前看大样时一样。
   
     三
   
     1960年,袁水拍调到中宣部以后,陈笑雨同志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笑雨一上任就面临贯彻文艺政策调整的宣传任务。他富有组织才能和领导工作经验,出题目、约作者、举行座谈会收集意见,都井井有条,逐步落实。更由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合乎文艺界民心,所以得到热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报社文艺评论数量多、水平高,反映了当时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艺评论版用显著地位和相当多篇幅高度评价新编戏曲《李慧娘》,评论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都是过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艺评论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动笔,写出见解鲜明、说理透彻的评论。有些观点,以今天的标准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处,但在六十年代初,却需要一点胆识。当时评论界盛行为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意贴上“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标签,他却热情称赞《朝阳花》有“革命的人情味”;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在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喧嚣声中,他在文艺评论版上同这种“左”的谬论针锋相对,发了一系列文章,评论电影《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红岩》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时代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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