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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血与泪


   
   
   
   

   【大纪元2015年11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华德综合报导)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
   五中全会公告显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饱受争议并遭到国际谴责的独生子女政策,在35年后走向终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说法“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在传统文化中,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懂得敬天敬神,顺应自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从未因所谓的“人口过盛”而遭受过苦难。然而,当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中华民族苦难不断,其中几乎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苦难就是始于1981年的强制性“
   一胎化”政策,而这一充满血腥暴力、野蛮的东西被中共推行为“基本国策”。这一长期的所谓“基本国策”给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环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很难逆转的恶果。
   目前,中国正面临诸多的人口问题,如,人口快速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独生子女教育等。随着中共极端暴力的统治和无神论的洗脑,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遗弃女婴、拐卖儿童、妇女和骗婚抢婚、随意堕胎漠视生命等乱象也随处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下带来的诸多隐患仍在持续,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需要中国几代人的承受才能慢慢得以改善。
   
   

一、计生源于计划经济 中共以政策之名残害国人


   
   

“计划经济”理论搞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英语:family
   planning),又称家庭计划,即对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时间做出计划。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提倡控制人口的家庭计划,在民众自愿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补助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服务,对生育做出规划。
   但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则与之完全不同,它被提升为一种“国策”,成了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采用各种强制手段逼迫公民晚生晚育,并直接终止“计划外”的胎儿的生命。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采取的是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中共的理论中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应该计划的,就包括人的娶妻生子,都应该进行干预。
   对于这一点,大纪元《解体党文化》系列社论指出:“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
   今年10月30日,大陆独立作家郭建龙发表的文章《一胎化的推手与功臣》中写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试验。当中国逐步废除大部分‘计划经济’政策的时候,‘计划生育’不仅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影响每个人的国策。”
   郭建龙文中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是马寅初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计划生育’思想,却很少理解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实际上,马寅初是个不折不扣的计划经济学家,他的生育理论是与经济学相关的。”
   公开资料显示,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
   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怀疑,他认为此次抽样方式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真实增长情况。
   
   于是,马寅初花了3年时间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为30‰。他认为,如此高的增长率,很可能导致50年后中国的粮荒。
   1957年2月,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表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6月,在第一届中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论》。
   翻开马寅初的《新人口理论》,通篇都是“计划经济”思维,其核心是,只有减少人这个消费要素,才能增加物资积累,把这些物资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对此,郭建龙在其文章分析说:“在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发达的年份里,人并不被看做人,而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一种要素而已,他提供生产力,同时要消费产品。”
   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实施“计划经济”造成的极大萧条,社会无法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但在当时,经济学家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为这个注定无解的问题寻找答案。
   “在反思这个问题时,马寅初等人认为,既然短期内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也无法把更多的人组织到生产中,那么,只有减少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郭建龙说。
   
   

   
35年血与泪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成为中共邪恶计生政策的理论基础。(网络图片)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手


   中共的一大特点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中共高层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中共开始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的称号。而马寅初在当年发表《新人口论》后没多久,又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大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济政策失败,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中共一方面组织青年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又开始提出控制人口。
   1968年,中共再次提出要计划人口,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计生政策,宣传少生、稀生、晚生,向育龄夫妇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然而,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计划生育”工作只能停留在宣传鼓励阶段,缺乏执行目标。
   1980年,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对中国的未来人口进行了计算并提出了一个粗糙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郭建龙在其文章中说,根据田雪原的计算,为了在2000年控制人口在12亿,那么每对夫妇只能生育1.7个孩子。于是,1.7个孩子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梦靥。1.7意味着有的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人只能生育一个,到底谁能生两个,谁只能生一个?
   郭在文中说,在中共“宁左勿右”的极端思想下,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书《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典型的带动下,各个省份都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政治意味,纷纷推出了宁左勿右的政策。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山西等纷纷要求只生一个孩子。
   在强大宣传舆论的渲染下,1981年,中共强制性“一胎化”的计生政策终于出台,并被广泛暴力实施。
   
   

   
35年血与泪

   
   中共将强制性“一胎化”写入宪法,定为基本国策,逼迫每个公民承担义务和责任。(网络图片)

   
   

中共的决策是党文化的产物


   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与国外民众自愿的政策不同,充满血腥与暴力。
   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
   以1986年大陆的统计资料看,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指理想状态下妇女育龄期生育的子女总数)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而这个数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会进一步降低。
   现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接受《纵览中国》杂志采访时表示:“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生育权的角度,计划生育从很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解体党文化》中阐述说:“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事实证明,中共当年提出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早在70年代末就已被抛弃。在“计划经济”崩溃之后中共又搞起了“改革开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减少的人口数量,但这一政策却在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下被延续下来了。
   
   

   
35年血与泪

   
   恐怖的“计生”标语充满整个中国,令人心惊肉跳。(网络图片)

   
   

披着无神论外衣的血腥屠杀


   另一方面,共产党信奉无神论,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其邪恶的基因注定了它发起的运动或政策都建立在血腥之上。
   自“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施以后,凡违背这一“国策”者都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或)强行结扎等残害,甚至遭到更为血淋淋的屠杀。几十年来,到底有多少生灵被这所谓的“国策”所夭斩,有多少妇女和家庭遭殃?恐怕难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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