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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第五章)

摘自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文化的僵尸,刺激了兀鹰的贪欲,触发了文化的兀鹰运动。它不仅摧毁可见的文化物质,还否定了不可见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一个虚无主义横行的哲学时代。
   行动者的暴戾和思想者的玄虚,更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完整映像。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浓缩着当时的大思潮。玄学的要质,在于一个“无”字──视“无”为“有”的本体。
   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是为了力图挣脱时代的苦难,在此,魏晋玄学,与新柏拉图主义达到了历史的相似性。即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毁灭与悲惨的景象,转而观照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将来有机会对它们作一通盘的文化哲学考察,想必是有意义的。
   魏晋百年(220—316年),是一个面对虚无、崇尚虚无、以虚无为美的苦闷时代。旧的文化巳破坏无遗,新的文化还没有树立。旧的社会也逝于无边的夜雾,新的社会还没有披露晨曦──远大的社会理想,随着历史的大风暴而飘零了,澌灭了。它遗留给才智之士的,是深切刻骨的心灵空虚,这空虚,只能依靠哲学的冥想来弥补……例如,在“以无为本”的否定中,却潜合着对一切可能性的肯定。对两汉宫学而言,魏晋玄学带有精神文化领域中兀鹰运动的特质:它以真切的虚无主义否决了经学幻构起来的实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思想空间。
   魏晋玄学之畅行一时,是因为它高度凝练着当时社会的思潮。玄学的要质,在它推崇“无”且视无为“有” (“存在”、“世界”等)的本体。高度的思辨性和深隽的神秘感,来自它的论证方式和哲学洞天。但其精神,只是一个“无”字。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军阀建国,不是董卓的专利。说了董卓,再来看看董卓的前因后果。简单说,其前因是张角,其后果是曹操。他们都是文化的兀鹰,都作为残暴的军阀载入史册,都再造历史,比董卓更加善于玩弄两面手法,黄鼠狼给鸡拜年,通过“解放人民”,使自己成为舞刀弄枪的圣人。
   先看张角及其“黄巾”:据记载,太平道设置三十六个“方”,方就是国中之国,类似古代的方国;“方”在汉代被人理解为“将军的称号”,其实不然。史称“其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这个“渠帅”才是将军的称号。共产党解放军封了十个元帅,但却远远不及太平道黄巾军的三十六个渠帅。而且太平道黄巾军显然比共产党解放军更有文化教养,因为他们封的是渠帅而不是元帅。十个元帅,这在文法上是不通的,因为既然是“元”,当然只能有一个。
   黄巾之败,直接原因是缺乏作战经验和政治能力。但是其内部组织形式还是很为严密的,区别于秦末和西汉末年的游民起义,它是用宗教形式组织、以精神煽惑来组织动员炮灰。因此太平道先是派遣信徒分布全国各方,建立了根据地,用思想来控制民众。如果聚于一地,力量是很集中,强大不少,但是作为造反大军,相对于官军仍然不够专业化。统一的中央政府极易聚集大军围而歼之,所以游民军阀的战略是暗地里分布信徒于天下,同时举兵,虽然力量分散,但有若星星之火,绵延不绝。这个战略显然比一千六百多年后的太平天国在金田一地的起兵更为有效,令汉室的兵力调集难以周全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讨伐,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故黄巾之乱,扰乱天下十余年而不绝。只是在张角死后,黄巾军失去精神领袖,同时失去有效的组织、领导、规划的枢纽,才在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打击下,遭到分化、围攻,逐步陷入消亡。
   黄巾军流动性过大,虽然声势浩大,但粮食军械战马等供应并不稳定,易为对手各个击破。有意思的是,黄巾军的太平道与长毛军的太平天国颇为类似,都以“太平”号召信徒。黄巾起事前,朝廷昏庸、宦官弄权,灵帝任用十常侍,卖官售爵;尽管州郡武装割据,地方世族盘踞郡府,中央集权统治无力执政,但仍保存了“君尊臣忠”的礼数仪式。而在经历了黄巾起义十数年的冲击,君权进一步削弱,地方州郡割据形势形成,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仅仅限于表面了。州郡长官可以独自举荐良材,授以官职或引为幕僚,人事权的旁落使得野心的州郡长官招降纳叛,囤积兵力,中央集权驱于崩溃。此时,虚君“共和”──“人民共和国”其实早在汉末那时已经诞生过了。君主虚悬而军阀主政,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十分相像。从国舅何进为独揽大权而消灭宦官,徵调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戒严,到事情败露、何进身死,董卓继而夺取政权……董卓之后有李、郭,而后有曹操,军阀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以曹操为例。曹操本姓夏侯,沛国谯人。其父曹嵩为太监曹腾的养子,曹腾是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级决策干部“中常侍”。东汉后期的中常侍以贪污弄权,干涉朝政而闻名于世。“党锢之祸”也是东汉后期一个宦官势力与士大夫清流势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和缩影。只是曹腾本人虽然身为中常侍,但尚知韬光养晦,收敛声名,曾上书举荐荀爽等名士,与士大夫、清流多有交结,这就给其后代留下了活动余地,所以曹操在政治基础上不仅拥有宦官集团的支持,同时也可以轻易打入士大夫官僚集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个人也下过一番苦心,先交结太尉桥玄,取得了他的赏识,再加上而后辗转相识的汝南许劭也给他高度评价:“治世之名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引起了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关注,因此轻易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了。从其参与何进军事集团谋诛“十常侍”及其一系列军事部署便可知道,曹操是一个“数典忘祖”、不择手段的人。因为他竟然是依靠剿杀自己祖父一类的宦官起家的!
   其实我们也应该清楚看到,这不是曹操个人的缺德,也是所有成功了的军阀所必备的应变能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不论作为讨伐黄巾军的骑都尉,还是治理地方的行政长官,曹操不仅凭借关系,还有手段服众,并取得政绩。
   乱世争雄,政治势力无不基于强力的军事集团,然后控制甚至直接夺取雄厚的经济实力。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唯有粮草先行,三军才能后动──要建立军阀力量,必先建立经济管制。民国初年,军阀们要战胜对手,都需要向外国列强贷款;共产党专政,索性用公私合营、统购统销来任意抽头。东汉末年,十常侍弄权,就像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专政,造成制度紊乱。而东汉官员的选拔制度即州郡长官举荐的方式,本来就任意性强、透明度低,极易营私舞弊。汉灵帝更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授官方式,就是直接卖官授印。正是根据这种制度,曹操的老爹曹嵩出钱一百万买官,表明不法商人阶层在汉末发展壮大。
   商人势力从未放弃进入统治阶层,通过与官僚的联姻、交往,通过政治混乱,成功实现了自身目的,但也同时瓦解了社会秩序。特别战乱时期,由于兵器、粮食、马匹等流通频繁,商人要垄断一些暴利行业,势必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曹操起兵声讨董卓,得到商人阶层的支持,陈留孝廉卫兹便出资助曹。而黄巾起事,中山富商张世平、苏双也曾出钱资助刘备起兵。商人所以支持军阀,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政治投资,进入统治阶层。
   曹操初起时,并无割据地盘,故其部队给养上不得不仰仗陈留太守张邈接济,在其军事行动上也受到张邈的一定节制。曹操攻徐州,陈留太守陈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鄄城、东郡为曹军所占,且鄄城中“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曹操好读书,倡节俭,知人善用;但为人却好猜忌,性格反复无常。因其父曹嵩路过徐州,陶谦派遣部将张闿护送曹嵩,不料张闿见财起意,劫杀曹嵩,曹操勃然大怒,兴兵攻打徐州,屠杀徐州人民数十万人,充分体现了军阀的本性。
   曹操正是凭此击败(抗击董卓的)关东盟主袁绍,而成为最大的军阀。袁绍祖籍汝南汝阳,自高祖父安下,四世三公,家门显赫。其父袁逢也曾位列高官,其族叔袁隗亦为当世之太傅,可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本来并非军阀大族,而是文官世家。《三国志》说“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可以理解袁绍的出身高于曹操甚多。袁绍出身士大夫阶层,且是名门望族之后,而曹操不过一宦官之养孙,在东汉时期,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此二人之出身可谓天壤之别。难怪曹操能击败袁绍,因为两人的差异就像刘邦和项羽的差异──出身卑贱的刘邦和曹操显然比出身高贵的项羽然和袁绍,更能适应流氓辈出的混乱时代。这个道理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同样适用:胜利者的出身都是一个比一个卑贱。
   曹操击败袁绍的官渡之战,有点像毛泽东击败蒋介石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曹操也曾坑杀袁绍降兵数万人。曹操还定下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条文,简直是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祖师爷。在对待汉帝的态度和手法上,也引人垢病,令人不耻。杀董贵人、废伏后,都是“直入宫廷,持刃以胁帝”,可谓仗势欺人。曹操的“胁天子以令诸侯”,不顾君臣之义,不仅持刃犯上,而且对象是孤儿寡妇,其作为比当年建立汉朝的刘邦还要卑鄙下流。但卑鄙下流者创造历史──所以列宁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曹操毕竟比列宁有自知之明,没有杀害汉帝全家,还以文王自居,还不肯在有生之年代汉而立。这也是因为列宁公报私仇,为了报复自己的哥哥因为谋刺沙皇而被处决一事,对沙皇进行血腥复仇。相比之下,毛泽东因为和满清、北洋军阀、亲日汉奸没有血仇,因此只是把血仇报复的目标主要指向了另一个党派军阀的国民党人。
   舞刀弄枪的圣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表演都企图用利刃割断历史,因此造成文明的断裂和死亡。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上面提到的《三国志》是蜀人陈寿(公元233-297年)所撰,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公元372-451年)注。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此书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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