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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第二章)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二元的协调:北南协调为中国,海洋内陆协调为文明,游牧与农耕协调为政治实体,城市与农村协调为地大物博、华与夷协调为天下、阴阳协调为周易……──笔者1979年10月31日]

   中国的地理形态大体上呈现一个梯形:从世界屋脊的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海拔8848.13米,世界第一高峰),下降到太平洋海沟的11034米(太平洋最深处为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左右,位于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即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东方)──其间的落差高达两万米,中国陆海因此堪称地球上最为复杂壮观的景色。1960年1月23日午后1点06分,美国海军中尉唐·华许(Don Walsh)与雅克·皮卡(Jacques Piccard)驾驶深潜艇(bathyscaphe)的里雅斯特号(Trieste),以铁球压舱,以汽油为浮槽,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潜航中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艇上系统显示深度为37,800呎(11,521米),但后修正为35,813呎(10,916米)。华许与皮卡于海沟底部,惊讶地发现近30厘米长的鲽鱼或比目鱼及虾。皮卡说:“海沟底部看起来光亮清澈,是片坚硬的硅藻泥荒地。”
   中国所处的这个梯形地理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总结和考察: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如果协调不佳,这种二元性就会断裂,演变为“两个中国”的冲突。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在欧洲的象征性中,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色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在中国人的象征性中,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而在新的精神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非人间色彩,而是沙漠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黄色的尊贵,也许正是来自这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这恶魔般的颜色;于是,他们像膜拜恶魔一样顶礼它,将之奉为至上之色。
   尊敬黄色为至高的颜色,显然不合现代环保意识、绿色思想。不过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却是尊黄贬绿的。绿色喻“贱”,自《诗经》始:《邶风·绿衣》中“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是说古人尊黄贬绿下,如果绿作上衣,黄作下裳,就是上下易位,比喻夫人失位而贱妾上僭,所以“心中忧矣”。绿色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已视为卑。
   黄色或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未来的生命力,黄色甚至成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的颜色。星星怎么可能是黄色的呢?黄色的权力,这是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它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绿化永不可能,只能被黄色的沙尘暴统治。中国花不得红,叶不得绿,甚至黑白也因此黄色的统治而变得混淆不清。
   黄色,它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有人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崇黄倾向,正是来自自己体肤的色彩。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变相的有色人种论:
   (一)在近代与世界其它人种尤其是黑人大规模接触前,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种人”。相反,那时中国人认为人长得白才是比较好的,是富贵的象征。
   (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色彩,只是反射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生命的纯净与活泼,也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黄,却眼睛都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因此并不是“黄色的人”;而中国崇拜的黄色,也并不等于中国人的肤色。
   (三)黄色,只是传统中国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表色。中国的新希望,因此在于突破古老而僵化的黄色传统的束缚与限制;未来的中国必会兴起一个反对黄色的精神运动。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不仅是龙袍上的黄色,也是五星红旗上的黄色。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荒漠状态,荒漠中的人们被迫把黄色的“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殷红殷红的鲜血浸透它、祭祀它。黄色,皇权之色,成为噬血之色。嗜血者将下降冥府。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绿色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战胜了沙尘暴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人们将不再贡奉这荒芜的、晦气的、恶魔般的黄色!
   (以上《论黄色》,写于1984年10月16日)
   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一书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植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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